尽管受疫情影响一季度几近腰斩，北京莱伯泰科仪器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莱伯泰科）志在冲击实验分析仪器第一股的决心，似乎依然未变。6月18日，公司将接受上交所的审核，欲登陆科创板。
 
作为一家实验分析仪器提供商，政府是莱伯泰科最大的客户，此外公立机构如科研单位、高校、检测单位等也是公司的大客户，公司只有30%左右的业务来自企业，而且这些企业中很大一部分比例是国企。
 
从财报上分析，莱伯泰科在疫情前似乎业绩不错。2019年，公司营收达到3.81亿元，归母净利润约6100多万，虽然营收和利润增速都只有个位数，但至少已具有一定的体量。而在勉力增长的业绩背后，公司员工为做业绩行贿的“丑闻”不断被曝光出来。
 
除通过行贿“拉业务”外，这些年莱伯泰科为冲业绩（当然业绩增长也不怎么样），也是饥不择食。公司不惜接受曾20多次被列为老赖的商家，成为公司最大经销商。此外，还有多家“空壳”公司也成为公司前五大经销商。
 
员工靠行贿拉业务？
 
莱伯泰科此次IPO几个月前，2019年7月，公司刚刚被曝光了一次员工行贿的丑闻。彼时，海南儋州市法院公布了一份《王光信受贿罪一审刑事判决书》，案号为（2019）琼9003刑初172号。
 
上述判决书显示，原海南省食品药品检验所儋州分所负责人王光信，被儋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犯受贿罪。根据调查，2015年~2018年，王光信利用职务便利，在仪器设备、试剂耗材的采购方面给予郑某等5人关照，非法收受上述5人分别送给27.5万元。
 
该判决书所提的郑某的实际身份是正在冲刺IPO的莱伯泰科海南业务员。根据检察院的调查，2018年4月，郑某以广东省农垦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的名义，与儋州分所签订采购全自动测汞仪合同，采购金额约49万元。



而为了感谢王光信在设备采购过程中给予的关照，以及希望在日后的采购项目中继续得到关照。2018年5月的一天，郑某在王光信的办公室把7万元的现金送给了他。最终王光信被判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20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郑某以行贿手段“拉业务”用的是广东省农垦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农垦集团）的“马甲”。而招股书显示，广东农垦集团是莱伯泰科的前五大经销商。2019年，公司向广东农垦集团采购1240多万元，位列第三大客户之列，占总营收的3.26%。
 
有郑某的例子在前，不知道2019年广东农垦集团1240多万元业绩中，有多少是靠着“行贿”手段获取的呢？
 
实际上，前文已经提到莱伯泰科的主要客户是政府、科研单位、高校、检测机构等。这些领域都是腐败地高发领域，这些年，为了开拓市场，莱伯泰科每年都会将大把的钞票扔向这里。
 
招股书显示，2017年~2019年，莱伯泰科的销售费用分别为6172.74万元、5986.96万元、5600多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19.17%、17.1%和14.79%。而同期分别为1384.94万元、1336.75万元、2580万元。
 
2019年为了冲刺科创板，莱伯泰科的研发费用出现飙升。但是即使这样，公司一年的研发费用也不到销售费用的半数。实际上，莱伯泰科近年的研发费用率都在5%左右，远远低于同行。
 
最大经销商竟曾23次成“老赖”
 
前文提及，郑某曾利用广东农垦集团的“马甲”签订合同并行贿。查询广东农垦集团这家公司，不难发现这就是一家“老赖”公司。天眼查显示，近年来，广东农垦集团曾被23次列为失信执行人。今年以来，广东农垦集团便身陷近10起诉讼纠纷中。
 
除广东农垦集团外，莱伯泰科多位大客户也存疑。招股书显示，2019年，铁岭市天捷贸易有限公司是莱伯泰科第四大客户，当年向其贡献了1220万元的营收，占总收入的3.22%左右。


 
天眼查显示，铁岭市天捷贸易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只有50万元，由两名自然人控制，而这家公司的参保人数只有2人，基本上就是一家“空壳”公司。
 
再如甘肃彤辉实验仪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甘肃彤辉）曾是莱伯泰科2018年的第五大客户，当年向其贡献了762万元营收，占营收比重的2%以上。2017年，甘肃彤辉是莱伯泰科2018年的最大客户，当年向其销售了1347万元，占营收比重近5%以上


 
天眼查显示，甘肃彤辉同样由两名自然人控制，公司实缴资本只有区区20万元，参保人数只有3人，基本也是一家“空壳”公司。
 
很难相信，近年来在莱伯泰科前五大客户中，屡屡出现“空壳”公司，或者多次被列为“老赖”的公司。那么问题来了，为何莱伯泰科要向与这些公司做生意呢？而不是去直接对接终端用户呢？或许这些客户根本就不存在，或许这些“中介”客户，有特殊方式可以搞定莱伯泰科搞不定的客户。
 
莱伯泰科的技术含量有限，公司只能靠大量投放销售费用，获取个位数的增长。重赏之下必有“莽夫”，很多人都选择了和郑某一样的道路，通过行贿等非正常手段，来获取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