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是现代货币体系的基础和核心，所有货币和信用的创造根源都在于央行。而市场关心的货币政策、流动性等都会直接或者间接的体现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因此央行资产负债表的变动备受关注。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公布的资产负债表数据显示，截至5月末央行总资产为38.7万亿，相比上月扩张4601亿。分析来看，5月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张主要因为“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扩张。

　　这对市场又意味着什么？

　　再贷款投放推动扩表

　　央行资产端主要包括外汇占款、对政府债权、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等项目。其中，资产端变动最大的项目为“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当月增加约4700亿。

　　顾名思义，“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表示央行将钱借给银行后，形成对银行的债权。该项目主要由逆回购、MLF、PSL、SLF、TMLF、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操作形成。

　　分拆来看，5月MLF余额不变，而PSL、SLF等余额减少，市场推测该科目变化主要因为5月央行有大规模的再贷款投放。

　　招商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谢亚轩认为，面临5月的缴税高峰，央行可能一次性开展抗疫再贷款再贴现到期续作，保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此外，也不排除央行追加投放额度的可能。

　　天风证券首席固收分析师孙彬彬表示，与正常情况有所不同的是，央行5月并没有开展大额的公开市场投放。根据央行资产负债表的释义、政策表述和数据侧面验证，推断央行可能的操作是再贷款和再贴现。

　　在中国央行的资产端，外汇占款仍是占比最大的科目。央行资产负债表上的外汇项目，记载了其获得外汇资产的历史成本，即为了购买外币而投放的人民币(外汇占款)。

　　数据显示，6月末央行外汇占款余额为21.2万亿，约占央行总资产的六成，6月该科目增加212亿。

　　“外汇流入后，居民或机构向商业银行申请结汇，此时如果商业银行并未向央行结汇，则这笔款项并不会计入央行外汇占款，也就是说央行没有因为外汇流入投放基础货币。”孙彬彬表示，“5月央行外汇占款仅增加213亿元，与超储变化规模相差较远，因此仅从5月来看外汇占款变动并不是影响超储的主要因素。”

　　超储率上升

　　外汇占款和“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都是提供基础货币的主要方式，二者的变化也带来了基础货币的变化。数据显示，5月末基础货币余额为32万亿，相比上月增加2019亿。

　　从构成来看，基础货币增多主要是由银行准备金增长拉动：5月银行存款准备金余额环比增加4400多亿元，增速升至2.66%，触及2018年7月以来的高位水平。其中，银行存款准备金包括法定存款准备金以及超额存款准备金。

　　谢亚轩测算称，预计五月超额准备金环比增加6%，相较于4月测算值1.3%，5月测算超储率小幅回升至1.4%。

　　谢亚轩认为，5月基础货币的增多与超储率的反弹反映出央行投放对财政“抽水效应”的对冲影响。从历史经验来看，5月通常因缴税而出现基础货币的年内低点。今年前四个月，因地方债融资进程整体滞后，后期发债压力加大，5月基础货币回笼压力普遍预计将更加明显。但央行通过再贷款再贴现到期集中投放的方式及时补充市场流动性，使市场产生了超出预期的“淡季不淡”现象。

　　负债端看，政府存款余额4.7万亿元，环比增加3485亿元，对银行间流动性构成不利影响。从结构来看，财政收支顺差与地方债务融资规模增加使得“政府存款”余额增多。

　　其中，5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84万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72万亿，财政收支实现差额1289亿元。债务融资方面，地方债发行规模继续增多，专项债增幅明显。5月地方政府债务融资8753亿元，较前值增加近1000亿元。

　　“由于今年地方债务发行进度整体滞后，下半年政府发债仍然会对银行间市场流动性产生影响。但流动性松紧还是取决于央行。只要央行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及时对冲财政影响，银行间市场流动性状况就不会出现趋势性变化。”谢亚轩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