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新公布的5月份经济数据来看，经济复苏仍在路上，其中投资活动几乎是一个“V”型的反弹，然而除了个别品类外，消费的复苏却弱于投资和生产，表明当前和中长期的经济问题主要是消费不足。笔者建议，需要采取更有力和更具针对性的措施，“三箭齐发”稳消费：以稳就业为前提，以提高收入为核心，以财政手段为政策首选。

稳就业是稳消费的前提。稳就业还要通过一系列的开拓性思路和非常规方法来拓宽就业渠道。疫情给经济运行带来的影响，首当其冲的是中小微企业和出口企业。在复工复产的过程中，经济活动的恢复，特别是吸纳就业较多的服务业和中小微企业的恢复仍需要一个过程，部分零售、餐饮、酒店、旅游、交通等企业的经营依然面临困难。因此，稳就业首先要保住市场主体这一青山，企业不倒，就业和民生才能稳得住。为此，要更加重视对众多受疫情影响较大、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的中小微企业给予直接财政救助。除了通过金融机构增加信贷资金外，还要拿出真金白银，发挥好抗疫特别国债的积极作用，从直接补贴、政府采购、减免税费房租、降低融资成本、增加金融支持、发放专项消费券等多方面加大扶持力度，帮扶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提高其生存和发展能力，让它们不仅要“活下来”，还要“活得好”、“活得久”，防止市场主体出现破产倒闭潮和大规模裁员。

提高收入是稳消费的核心与根本。新冠肺炎疫情对居民就业和收入直接产生了影响。今年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561元，同比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3.9%。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691元，实际下降3.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641元，实际下降4.7%。收入是消费的前提，消费是增长的支撑。没有收入，就没有消费，更没有增长。而扩大内需则依赖于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没有收入的持续增长，就没有持续的经济增长。

在几年前，笔者在参与的一项研究中就提出：将居民收入倍增上升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国家优先发展战略。在即将到来的“十四五”时期，我们仍有必要继续制定“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并将之列入“十四五”规划，这是从根本上激活消费、持续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具体来看，“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每阶段15年，每15年实现一倍增。第一阶段从2021年到2035年，实现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20年翻一番；第二阶段从2036年到2050年，继续实现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35年翻一番。这一战略目标如果能够如预期实现，则基本意味着，中国将成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初步迈入中等发达国家的门槛。如果每15年实现收入一倍增长，大概需要经济每年平均增长5%，这个经济增速通过努力还是有可能实现的，也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财政手段是稳消费的政策首选。我国目前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还是依靠传统手段。例如，通过银行增加信贷供给、对中小微企业实行延期还本付息，财政刺激加大基建投资力度，应该看到这些举措对稳定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在资金传导的过程中，主要是通过产业链一环一环地传递到中小企业和个人手里，传导的链条比较长，也比较间接。

而作为总量工具，货币政策的结构性意义也是非常有限，经典理论早就告诉我们，在经济下行期和巨大的外部冲击下，只有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才可以起到较为直接的政策效果。今年加杠杆的主体应当将以中央政府为主，替代已很难再加杠杆的地方政府和居民部门。对未来对市场主体的纾困，财政应该发挥出更大的作用。1万亿元的抗疫特别国债目前正在发行过程中，希望能用好这笔钱，把其中一部分用在为企业纾困、为低收入群体纾困上。

对于企业，应着重以直接补贴或低息贷款等方式，把钱从政府部门向企业转移。除了落实好前期一系列针对小微企业的扶持政策，如减免税费、贴息贷款、缓交或者少交五险一金等，还可考虑以下五条措施：一是给予直接的现金补贴和救助，以帮助企业给员工发放工资，避免出现大规模裁员；二是救助措施前置，主动为小微企业免租金、免利息、免水电、免社保缴费、退回去年的所得税；三是给小微企业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贷款主要用于覆盖小微企业的一些基本费用，包括工资、流动资金、五险一金、房贷和其他贷款利息、租金和水电费；四是加大发放中小企业产品专项消费券，以支持企业渡过难关；五是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各级政府部门在公共消费的采购过程向小微企业倾斜。

对于居民，可考虑以消费券和现金补贴共同发力，纾困因疫情受损的民众和低收入群体。建议以抗疫特别国债的发行为契机，尽快尝试发放普惠性质的现金补贴；增加发放消费券的城市数量，增加消费券发放的规模和力度；拓宽消费券的使用范围，从餐饮、零售、旅游、酒店、文化娱乐逐步扩展到教育培训、家电、汽车、装修装饰等方面。

（文章来源：上海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