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防止消费补贴与退税资金变成增量储蓄、个人投资或者闲置不用，政策上可要求消费者提供规定期限的消费实物与原始票据，否则一律作废与全额收回。”

　　在罕见地提出运用好降准、降息以及再贷款等货币政策手段的同时，最新一次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特别强调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这就意味着为形成疫后更充分的经济提振，货币政策的宽松砝码与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还会继续加大。

　　不过，由于财政支出的辐射能力与触及范围比较有限，接下来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财政政策如何选择好方向与目标，对此，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传统动能，基建投资无疑要纳入棋盘之中，而且鉴于新老基建会形成较大的资金需求口径，相应地为了增强由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以及地方政府债务融资共同构成的财政有效供给，笔者建议在提高中央财政赤字率的基础上，将国债发行量由前一年度的0.8万亿元扩大至1万亿元，地方专项债发行规模由前一年度的2.1万亿元提升至3.1万亿元，同时必要时重启专项建设基金以及长期建设国债等债务品种。

　　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另一架马车，出口同样也要受到财政政策的激励与护卫。相比于新冠疫情在国内蔓延使企业出口遭遇阶段性抑制，疫情的全球性肆虐叠加出第二波冲击对出口构成的压制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因此，为了防止出口不出现大尺度的脱轨，在降低传统企业出口通关费用与提高出口退税水平的同时，财政政策还应在减免跨境电商出口增值税与消费税、免除出口加工贸易企业内销税款等项目上展开深度作业。

　　但需要强调的是，消费对于国内经济增长动能的贡献率占了57.8%，新老基建、房地产投资、企业厂房设备投资在内的所有新增资本形成的贡献率只有31.2%，剩下的就是出口贡献率；另外，按照支出法计算，在GDP增量中，投资比重已经降为17.2%，消费比重则上升到66.9%(其中居民消费比重为49.5%)。更要注意的是，虽然新老基建都能够在拉动经济回升中助一臂之力，但以“铁公基”为代表的老基建最近几年其实一直维持着投资扩张较高水平，算上包括5G等在内的新基建，总体基建所能产生的投资新弹性可能不会太大，固定资产投资已经难以胜任“挑大梁”角色。出口方面，短期与长期所面临的不确定与变数太多，而且基本恢复到常态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环境，对此自然不能寄予厚望。因此，实现稳增长与保就业，财政政策着力的点位应当聚焦于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

　　尽管受疫情影响，今年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出现萎缩，但令人欣慰的是，今年一季度人民币住户存款增加了6.47万亿元，同比净增0.4万亿元，虽然说全部储蓄不可能都转为消费，但至少形成了可观的消费预期；当然还可以乐观地看，就是14亿人的消费大市场还在，中产阶层阵容不断扩容，直播带货、线上采买、无接触配送等新消费业态层出不穷，物流系统日臻健全与完善，因此，只要政策引导及时与对头，消费依然可以获得相应激发与释放。

　　值得肯定的是，作为疫后刺激消费的重要手段，地方政府陆续推出的消费券的确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同时存在附加条件过多、力度不够大、碎片化以及后劲不足等问题，对此，笔者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消费激励计划。一方面，中央政府可单独向中低收入群体以及因疫情失业的群体一次性发放一定面值的现金券，这部分人群恩格尔系数一般较高，不受消费标的限制的现金券很容易转化为购买力；另一方面，由中央财政统筹、地方财政参与，面向所有人群发放一定额度的消费券，探索消费补贴“一城一策”的落地方式。再者，在拉动传统消费的同时，财政也要侧重对新能源汽车、5G手机等新消费的补贴，而由于这类产品消费迁移群体主要集中于城市中等收入阶层，因此建议对正在推进中的个税年度汇算清缴政策作出及时性调整，如提高补税额度，降低退税标准。为了防止消费补贴与退税资金变成增量储蓄、个人投资或者闲置不用，政策上可要求消费者提供规定期限的消费实物与原始票据，否则一律作废与全额收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