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两年间，经济学家樊纲曾在不同的公开场合预测，粤港澳大湾区的人口到2050年将达到1.4亿的庞大规模，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都市圈之一。

　　2018年，大湾区人口突破7000万，再过30余年，有望翻倍吗？

　　上海易居研究院也在今年发布了一份《粤港澳大湾区专题研究》，其中提出，按照近五年来粤港澳大湾区11城人口的年均增速测算，至2020年，大湾区人口将超过7300万。如果进一步考虑大湾区规划带来的基础设施完善、经济发展融合、生态环境宜居等因素，预计人口到2030年将达到1亿人。

　　数千万的人口增量空间，粤港澳大湾区底气何在？

　　2018年，广东全省常住人口增长177万，其中，珠三角九城就独占150.5万。同一年，香港人口增长了6.94万，澳门人口增长了1.43万。若在未来若干年内保持同等的年增长值，到2030年，大湾区确实会形成近2000万的人口增量空间。

　　但人口增长势头能否长期保持？大湾区又如何抵抗全国范围内人口增速的放缓？在老龄化加速的背景下，如何留住人口红利？

　　从过往的经验来看，广深是贡献人口增长的主力。今年9月，东莞和佛山相继发布了专项的人口发展规划，东莞提出2030年将冲刺千万人口，佛山则表示，2030年常住人口规模将超过850万人。

　　广深还有多大想象空间？

　　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副主任袁易明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空间关系来看，世界上没有另外一个地方像珠三角这样，在如此近距离范围内容纳下了三个大都市，广州、深圳和香港。

　　2018年，广州和深圳的常住人口增长成绩傲视群雄，分别增加了40.6万和49.8万，远远将其他城市甩在了身后。

　　近五年广深人口增量之和超过400万

　　数据来源：广州、深圳统计局(深圳2017年的人口增长剔除了深汕特别合作区人口并入的因素)

　　由上述图表可以发现，广州和深圳的人口变化有一定的同步性，2014年都增长了15万，2015年同时爆发，并在随后几年都保持了高速增长的势头。

　　2015年发生了什么？

　　从生育政策来看，2014年，各省份陆续公布单独二孩政策，广东省从当年3月27日起正式实施，这导致二胎数量的增长主要从2015年开始反映出来。

　　广州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4年全市户籍人口出生率为13.61‰，到2015年上涨至17.73‰，两个年度的自然增长户籍人口分别为6.7万和10.1万，相差3.4万。(常住人口的情况未披露)

　　深圳略有“反常”，2014年常住人口出生率为19.89‰，2015年反倒小幅下降至19.64‰，两个年度的自然增长人口分别为5.94万和6.68万，相差不足万人。

　　不难发现，生育并不能真正解释2015年广深人口的爆发式增长，即使后来全面二胎放开，广深的自然人口增量也并不显著，因此，原因主要在于外来人口的流入。

　　广州市社科院高级研究员彭澎曾撰文分析，广州入户政策在一线城市中相对门槛较低 ， 近年有进一步降低的态势。公开信息显示，广州在2014年修改了积分入户政策，并于2015年大幅增加了入户名额。

　　深圳在2014年出台了新政，2015年1月1日后接收的应届毕业生、新调入的在职人才、新引进的归国留学人员；具有本科以上学历、深圳户籍并且本人在深圳未享受过购房优惠政策、未正在租住公租房的，享受本科6000元/人；硕士9000元/人；博士12000元/人的补贴。这几乎是全国最早的落户补贴政策，并且深圳在2016年又大幅提高了补贴标准。

　　作为一线城市的广深，如此放低“身段”，竞争力得以突显。尤其是在京沪控制人口的背景下，广深的政策优势尤其被反衬出来。

　　但未来的一个变量在于，在城市资源以及治理体系等因素的制约下，广深的宽松落户窗口期还能维持多久？

　　第二梯队的潜力

　　破解大城市人口过多的难题，通过都市圈来合理引导人口分布或许是一个有效破解之道。

　　恰好在不久前的9月，与广深毗邻的东莞和佛山相继发布了《东莞市人口发展规划(2020-2035年)》(公众征求意见稿)和《佛山市人口发展规划(2018—2030年)》，两城分别提出了2030年人口冲刺1020万和850万的目标。

　　2018年，广东省发布《人口发展规划(2017-2030年)的通知》，其中将佛山和东莞划分为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等级在500万到1000万之间。

　　2018年底，东莞和佛山和人口总量分别为839.2万和790.6万。

　　对于东莞而言，距离目标还有大约180万的差距，落实到每一年需要增长15万。为此，东莞将任务细化到每一个镇/区。其中，松山湖功能区承担了最多的任务。松山湖毗邻广州和深圳两大一线城市，近年来因华为将终端相关部门搬迁至此而闻名。根据2018年的公开报道，在当年7、8月之间，有近8100名华为人搬迁至松山湖。

　　目前，东莞执行的落户政策为：符合“参加城镇社保满5年且办理居住证满5年”的条件即可入户，包括新生代农民工、举家迁徙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就业居住5年以上的人口等8类重点群体落户全面放宽。

　　相比之下，佛山的目标堪称“保守”。2017年和2018年，除广深之外，佛山的人口增量在大湾区城市中最为亮眼，分别为19.4万和24.9万，甚至超出了诸多明星新一线城市的表现。到2030年的850万目标之间，佛山还仅剩60万的任务。如果按照近两年的增长势头，佛山有望“超额”完成任务。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第二梯队”，素以宜居形象示人的珠海称得上是一个独特的城市，在珠江西岸的“珠中江”组团中，它位列首位，伴随着港珠澳大桥的开通，珠海的战略地位也进一步提升。但从人口规模来看，2018年珠海全市仅189万人，在珠三角九市中垫底，与毗邻的澳门共同成为“小而美”的代表。

　　但珠海的人口增长在近两年突然发力，2017年和2018年分别增长了9.0万和12.6万，远超过去几年的表现，并且因为基数较小的缘故，增长速度在大湾区城市中领先。

　　这离不开珠海的放开户籍制度、加码人才奖励组合拳。2017年初，珠海正式取消了“积分入户”政策，技能人才、大学应届毕业生、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人员等10类人才可直接落户；2018年4月，珠海又提出，人才连续工作10年可获赠住房50%产权，其力度之大成为全国首创。

　　此外，惠州曾在一份交通规划中分析，2035年常住人口达到870万；中山则曾提出2035年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550-600万人，对比当前，都有数百万的人口增量。

　　2018年大湾区人口突破7000万

　　数据来源：各城市统计部门

　　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

　　在老龄化加速的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人口红利消退的局面。

　　要想保持人口良性再生产、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有必要保持适度的生育水平。广东省曾在2018年印发的《人口发展规划(2017-2030年)的通知》中提出，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其措施包括鼓励用人单位为孕期和哺乳期妇女提供灵活的工作时间安排及必要的便利条件，支持妇女生育后重返工作岗位等。

　　近几年各地的人口政策，吸引的主要是以大学毕业生为主力的劳动人口，一方面，这将延缓当地人口红利的消退，另一方面，年轻群体的增长又将有助于提升生育率，从这个角度来看，广深等城市又占有优势。以深圳为例，2017年5月的一个数据显示，深圳的人均年龄为32.5岁，但到了2019年1月，这一数据变为32.02岁，深圳正在进一步年轻化。

　　在人口红利之外，关于人口问题的另一个重要的关注点是人才红利，即人口结构和素质的变化。

　　东莞在上述《人口发展规划(2020-2035年)》中提及，继续吸引外源性劳动年龄人口，进一步优化引才、聚才、留才环境，建设区域人才高地，推动由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

　　深圳又是人口素质结构优化的受益者。2016年4月，深圳一位官员曾透露，全市大专以上学历人口占常住人口比例为24%，低于其他一线城市。

　　但2018年，全市各类人才总量达到510万，占同期常住人口的比例已经达到39%。

　　近日，深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底，全市今年已接收应届毕业生8.08万人，引进市外在职人才10.54万人，引进海外留学人员14727人，各类引进人才数量已超过20万。

　　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院长董玉整认为，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将构成广东人口增长的新动力，但不能夸大它的作用，粤港澳大湾区对人口的需求将更注重素质而非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