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是国家重大战略，事关全局、意义重大。

　　4月20日，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承办的“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19春夏研讨会——长三角一体化：理论与对策”在上海召开。

　　4月27日由安徽省委宣传部和安徽省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的“2019年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论坛”在合肥召开。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杨开忠教授应邀参加会议并发表了把握新时代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新逻辑的演讲。

　　以下为演讲要点：

　　空间一体化作为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核心要义，虽然我国理论界在上个世纪90年代才提出并为国家采纳。然而，从实质内容讲，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始终是国家区域发展的重要目标和任务，只不过不同时代采取的“名称”、“范围”，“目标”、“工具”不尽相同，且遵循不同的逻辑。毛泽东时代，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先后以“华东行政区”、“华东协作区”等形式存在，遵循计划经济和传统生产力布局原则的逻辑。邓小平时代，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以“上海经济区”等形式存在并于2008年正式提出“长三角地区一体化”这一术语，遵循市场化、要素和规模驱动发展和“沿海与内陆两个大局”的逻辑。新时代，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遵循怎样的新逻辑？下面，就此谈三个方面的认识和体会。

　　推进长三角内外一体化协同发展

　　目前，大部分人自觉不自觉地把它理解为长三角地区内部空间一体化。这种理解是值得商榷的。大家知道，与小平时代沿海、内陆“两个大局”构想不同，新时代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强调统筹国内国际两个空间。作为国家战略，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无疑必须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空间，正确把握自身发展和内外两个空间一体化协同发展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并从根本上确保长三角地区自身可持续发展。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推进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要推进更深刻对外开放。因此，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必须克服片面强调内部空间一体化的倾向。

　　从外部空间一体化来讲，要特别注意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是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既要反对逆全球化，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构建和整合国际价值链；又要深耕国内，善用本国资源和市场，不断优化组合国内价值链，防止滋生不良“伦敦国(”London state“)”现象；二是发挥和超越长江经济带“龙头”作用的关系。既要正视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发展最大“龙头”不是长三角而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客观事实，与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挥好长江经济带发展龙头作用；又要充分认识到长三角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龙头作用超越长江经济带而及于鲁、闵、甚至台的事实，强化与鲁、闵、台的交流合作，努力辐射带动整个华东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实施地方品质驱动的一体化发展

　　长三角地区地理位置优越、腹地辽阔，是中国规模最大的经济核心区。2017年，长三角地区26市面积21.17万平方公里，接近英国国土面积的(24.2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1.5亿人，高于俄罗斯人口(1.44亿)和日本人口(1.29亿)；GDP16万亿，高于法国、巴西，而与印度、英国相当。毫无疑问，随着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中国从世界体系的边缘走近核心，新时代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必将建成具有全球运营能力的巨型城市群。一个区域的全球运营能力决定于它的高附加值、高效率、高辐射经济活动水平。因此，具有全球运营能力的巨型城市群必然意味着世界一流的巨型高精尖现代化经济体系。

　　进一步的问题是，怎样建成世界一流的巨型高精尖现代化经济体系？高精尖现代化经济是以知识创造、流通和应用为基础的。与传统经济不同，这种经济的产品生产活动与知识创造活动在空间上是高度共聚的，也就是说，知识创造活动区位决定产品生产活动区位，知识在哪里创造、产品就在哪里生产。因此，建设世界一流的高精尖经济体系，必须贯彻落实创新驱动，打造世界一流的知识创造、流通和应用的生态圈，即世界一流的创新生态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驱动本质上就是人才驱动。人才是新知识创造、流通和应用的关键，人才在哪里，创新和新知识就在哪里。因而，建设世界一流的创新生态圈，必须建设世界一流的人才发展圈。

　　人才偏好高生活品质的地方。为培育、吸引、留住人才，建设世界一流的人才圈，必须结合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施地方品质战略，把丰富和发展优质个人消费和公共服务、改善建筑和生态环境、提升舒适物通达性放在优先位置，建设世界一流的高品质生活圈。习近平总书记对作为安徽省会的合肥之地方品质是高度肯定的。他2016年4月在安徽视察工作时指出，“合肥这个地方是”养人“的，培养出了这么多人才，合肥是一片创新的天地”。在地方品质驱动的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中，安徽要树立更大的自信。

　　率先探索大中小微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

　　从空间关系来看，一体化包括两种形态，一是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基于职住分离、经由通勤联系的空间一体化；二是基于职住合一、通过贸易和要素流动联系的空间一体化。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提高，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已经从基于职住合一的空间一体化扩展到基于职住分离的空间一体化，中心城区与周边城区、周边乡村正在普遍融合成为通勤高效、一体发展的都市圈。长三角地区要适应这种趋势，深入推动都市圈导向的一体化发展。

　　深入推动都市圈导向的一体化发展，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大中小微都市圈的发展关系。在市场化、全球化条件下，为了吸引流动的投资者、企业、人口、旅游者、公共建设资金及像奥林匹克运动会等可证明发展品质的节事，都市圈之间自然会展开竞争。这种竞争有利于创造更好的个人/家庭、企业发展环境，优化社会资源配置，最大限度提升社会可持续生活标准，因而国家应当本着“竞争中性原则”，对各种不同规模的都市圈一视同仁、公平对待，为它们创造公平竞争环境。不同规模等级都市圈不平衡抑或平衡发展，在根本上是公平竞争而非国家干预的结果。因此，不能以大小都市圈平衡或不平衡发展的国际经验为依据，主张较大或较小都市圈偏向的都市圈化政策，国家都市圈政策应当“规模中立”。目前，把大城市作为都市圈核心城市下限标准的做法是与“竞争中性”和“规模中立”原则不相符的。

　　长三角地区都市圈化既表现为沪宁苏杭甬等几个主要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正在通过通勤联系组成各自的都市圈，也表现在各级中小城市、甚至小城镇经由通勤联系正在与周边地区组成大小不同的都市圈，规模中立是大中小微都市圈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应结合示范区地理条件和以都市圈为导向的一体化发展趋势，在规划布局、产业发展、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社会治理等全方位率先探索大中小微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

　　把规划建设合肥滨湖科学城上升为国家大计

　　简单来看，空间一体化就是不同地区一起工作、均等生活。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面临两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一是地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差距悬殊。这是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最大短板之一。 2018年安徽省人均GDP7250美元，仅分别为上海的35.5%，江苏41.6%和浙江48.6%，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居全国第21位。二是过密过疏并存。安徽省面积相当于江浙沪总面积的66%以上，但人口不足江浙沪总人口的38.8%，江浙沪地区人口密度已达每平方公里767人，远高于可比较的日本本州岛人口密度，而安徽省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447人，仅为江浙沪地区的58%。因此，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缓解长三角江浙沪地区开发强度的压力，是长三角地区发展必由之路。在这一进程中，合肥都市圈作为安徽省政治经济社会中心和长三角科技中心城市，无疑要发挥带动安徽高质量发展的龙头作用和抗衡江浙沪地区吸引力的反磁力中心作用。

　　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培育发展合肥科技中心功能一直是国家战略，其标志性事件包括：1970年中国科技大学整体搬迁至合肥。1978年中国科学院合肥分院在合肥科学岛。1984年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在中国科技大学奠基。1999年合肥与北京、成都、西安被确定为国家四大科教基地。2003年原中科院合肥分院、安徽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等离子物理研究所、固体物理研究所合并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理研究院，2009年合肥成为国家第一批科技创新型城市试点城市，2016年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在合肥成立、合芜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合肥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获批。2017年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获批。经过近50年来发展，合肥正在崛起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科技创新城市。发挥合肥都市圈带动安徽崛起、促进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和国家创新发展转型的作用，关键在于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与迎接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有机结合起来，加快把合肥都市圈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国际一流的国家科技创新之都。

　　然而，经过几十年来发展，合肥中心城区已患“城市病”，跳出去建设合肥滨湖科学城，是缓解中心城区“城市病”，加快把合肥都市圈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国际一流的国家科技创新之都的必由之路。因此，建议研究借鉴规划建设雄安新区的经验，把规划建设合肥滨湖科学城上升为国家大计。

　　应该特别强调指出的是，国家科技创新之都的今天是与北京创新互动的产物，明天虽将更高质量融入长三角地区但也不能丝毫忽视与北京创新互动。北京是全国最重要的创新中心。为巩固和加强与北京创新互动，应高度重视规划建设布局“京庐科技通”。

（文章来源：中国发展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