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无论你今后一生中去到哪里，它都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众所周知的一段话背后，聚光灯照不到的地方，海明威的故事耐人寻味。
硬汉、不向困难低头、《老人与海》，大概是中国读者对海明威最深刻的印象了。作为作家，海明威本人的名气甚至盖过了作品，蓄着胡子、眼神坚毅的那幅著名头像也早已成为“迷惘的一代”抹不去的经典符号。
美国记者、文化史学家莱斯利·M。 M。 布鲁姆的非虚构大作《整个巴黎属于我》(Everybody Behaves Badly)却道出了海明威成名史背后的隐秘实情：他在社交场上的能力天赋如何辅助他踏入作家行列？从无名小卒到知名作家，他付出过怎样的代价？为了登上作家职业生涯的巅峰，在喧嚣的名利场上占据一席之地，他如何赌上别人的生活？
《太阳照常升起》刻画的“迷惘的一代”，背后其实是海明威个人恩怨的偏狭缩影？它的成功，其实多半要归功于自我营销的骗人伎俩？《整个巴黎属于我》中的巴黎，还是《流动的盛宴》中那个美好恬静的巴黎吗？
初入巴黎
还有几天满19岁，海明威负伤了。几周前，他刚被派往意大利前线，开着红十字的救护车为士兵分发香烟和巧克力。弹片嵌入他的双腿，让他成为“一战”中第一位在意大利负伤的美国人，一夜之间登上美国各大媒体，成了英雄般的人物。
战后回到美国做了记者的海明威在一次晚餐席间，听作家舍伍德·安德森说，巴黎聚集着最有创作欲的一群人，是有实验写作意图的有志青年大展身手的好去处。海明威不甘只做受了伤的战士，这声名太过短暂，他决意赢下更激动人心的舞台——“做一个伟大的作家”。1921年圣诞节前夕，海明威和妻子哈德莉登上横穿大西洋的轮船，抵达巴黎。
这是怎样一个“惊奇而怪异”的迷狂之地？咖啡馆里昼夜不停喝酒的酒鬼，整夜狂欢的世界各地的旅居者，眼眶里镶着假眼、身上布满战争伤疤的老兵们，诗人哈特·克莱恩(Hart Crane)眼中一曲永无息止的欢乐颂：“晚宴，聚会，诗人，腰缠万贯的怪人，画家，翻译，龙虾，苦艾酒，音乐，漫步，蛤蜊，头痛药，画作，迷恋同性的富家千金，编辑，书籍，水手。”移居巴黎后的海明威在一篇报道中称之为“造假和虚张声势之人的圣地”。
巴黎如一座取之不尽的文学宝库，日夜不断地输出着文学的原材料、稍纵即逝的灵感。然而，20世纪20年代战后巴黎的众生相毕竟太过迷乱，纵酒狂欢的人们深陷其中，要么毫无察觉，要么应接不暇，人和事如云烟过眼。
海明威却极清醒，他一边冷静书写，一边经由安德森的介绍，努力挤进“奥林匹斯诸神”——20世纪20年代巴黎的核心作家圈——大西洋两岸媒体眼中的现代性先驱团体。
这个社交圈从不去公共咖啡店，只在私人住所或工作室聚会，讨论现代画作、文学和世界潮流，新人加入必须有人推荐，海明威手握安德森给的入场券，降落在了这群旅居巴黎的名流之中，与后世所熟知的詹姆斯·乔伊斯、格特鲁特·斯泰因、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平起平坐”。
这大概是文学和小说最好的时代。电影属于新兴媒体，电视还有一二十年才普及，阅读小说是大众主要的娱乐方式。和今天人们喜欢刷手机看网剧、讨论宫斗剧大结局一样，当年的人热衷于热烈地讨论小说，据说耶鲁大学的学生们会蜂拥奔至纽黑文火车站，因为即将进站的火车上载有刊出菲茨杰拉德新作的杂志。
当时，大多数人的书架里，仍摆着亨利·詹姆斯、伊迪丝·沃顿的作品，细心雕琢的语言、繁琐的修辞仍占文学主流。甚至连被追捧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也不过是用传统的风格盛装了一瓶现代的酒。一团热闹、万家争鸣的文学界需要新鲜的空气，需要全新的、革命性的文学风潮。但谁才是那个引领新潮的天选之人呢？
“我死都想发表一篇作品”
此时的海明威虽成功降落在这反叛的风暴中心，距离天选之人却依然路途遥遥。他和哈德莉租住在拉丁区的一间四层公寓中，每层楼只有一个气味刺鼻的共用小便池，楼下是供工人跳舞的舞厅，河边小路上挤满乞丐。海明威就在贫穷街区的旧公寓、街角的咖啡店、斯泰因举办沙龙聚会的豪华公寓之间穿梭。
1922年，海明威完成希腊军队撤退东色雷斯的报道之后，到瑞士洛桑参加解决希腊-土耳其领土纠纷的会议。在报道这场冲突的各国记者中，他遇到了调查记者林肯·斯蒂芬斯，后者被海明威所写的新闻稿吸引，随后将海明威随身携带的一篇小说《我的老头儿》(My Old Man)寄给了纽约《大都会》杂志的编辑。此时，哈德莉正在巴黎收拾行李，准备前往洛桑和丈夫会合。听闻此事后，她抱着为丈夫的事业打开新天窗的想法，一股脑将海明威的所有小说和诗歌手稿，包括副本都装进了手提箱。
途中，这个箱子在车厢中遗失了，三年的心血付诸东流。
除了重新开始，别无他法。1922年冬天到次年春天，海明威夜以继日地写作。“我死都想发表一篇作品。”苦心孤诣终于换来了回报。1923年8月13日，海明威的第一本书《三个故事和十首诗》(Three Stories and Ten Poems)出版，使他正式成为一位发表过作品的作家。
这本薄薄的小书收录了“火车失窃案”的幸存者《我的老头儿》和《在密歇根北部》，还有一篇《禁捕季节》。在这本书里，他著名的“冰山理论”已可窥一二：简化语言，削减故事材料，只展示露出海面的一角冰山，读者却能借此想象推测出一整座冰川。
海明威的志向远不止于此。24岁的同龄作家都写过长篇了，只有他没有什么“主要著作”。他决心要写一部长篇。刚刚做父亲的海明威辞掉《多伦多星报》的工作，离开新闻界，全家靠哈德莉仅有的基金过活——为了一次孤注一掷的“真正的写作”。
赤贫状态下的写作
这无疑是海明威的赤贫时代。
一家三口从拉丁区搬到了田园圣母路113号，楼下是一家专做门窗框架的锯木厂，每天早上7点钟开工。开启一天的还有儿子邦比的哭闹声。哈德莉的信托基金因管理不善，没了，写作暂时没有收入，家里甚至没钱买一捆硬木生火，或是给孩子买奶粉。“我向每一个人借钱，甚至从我的理发师那里借了1000法郎。我还去纠缠陌生人。在巴黎，我去讨每一枚没被攥紧的铜子。”[1]
他开始整天不吃饭，经过面包店时会猛吸一口香气，然后到斯泰因家的聚会上添补点能量。他甚至去偷袭卢森堡公园里的鸽子，逮住了就拿回家炖了吃。
海明威发现，饥肠辘辘时逛卢森堡博物馆似乎是不错的选择，因为“所有画都会变得更为清晰，更为赏心悦目”，他因此而学会了欣赏塞尚的风景画(《饥饿是很好的锻炼》)。不知是果真如此，还是迫于环境的自我安慰，他在《虚假的春天》一文中不无大度地写道：“一个专注于写作并从中获得满足感的人，是不会在意贫穷的。”
在那本写巴黎和欧洲生活的著名回忆录《流动的盛宴》中，海明威甚至显得有点享受赤贫状态下的写作了：
“小说在自我生长，我必须相当吃力地跟上它的步伐。我又叫了一杯圣詹姆斯朗姆酒，只要抬头或者用转笔刀削铅笔，就看一眼那个姑娘。铅笔花卷曲地落在朗姆酒的杯托上。我看见了你，美丽的姑娘，不管你在等谁，也不管以后还能否见到你，我相信你此刻属于我。你属于我，整个巴黎属于我，而我属于这个笔记本和这支铅笔。”(《圣米歇尔广场上一家不错的咖啡馆》)
然而，也不完全是顺利的。
一天，巴黎图卢兹黑鬼餐厅的老板拉维格尼对海明威说，他看见他在丁香园咖啡馆的露台上写作：“你有种独自一人身陷丛林中的感觉。”海明威回应：“写作时我就像一头瞎眼的猪。”
从赌马的瘾中喘息片刻的海明威爱上了斗牛。他告诉庞德，“只有在斗牛场，生命力与艺术才能交汇”。和对斗牛的狂热激情比起来，写作更多是让他感到无奈：斗牛士能在赛场上赢得喝彩，被人像英雄一样对待，而作家们却要到89岁时才能获得这般待遇。他困惑：为什么在文学界，“文弱、差劲的人”总能成功？比如詹姆斯·乔伊斯。
写作之余，游走于上流文艺人士沙龙聚会的社交宠儿海明威，动用了他几乎所有的社交关系(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全纽约一半的人都出动了”)，才推出了他的第二本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In Our Time)，希望以此撬开美国主流出版社的大门，从巴黎扬名纽约。
然而事实并未如愿，用美国作家、批评家多萝西·帕克(Dorothy Paker)的话说，《在我们的时代》“在文学圈造成的震动，就好比河畔北路上的两条狗打了一架造成的震动”。
圣佛明奔牛节的观光之旅
对于海明威而言，7月属于斗牛，属于西班牙，属于潘普洛纳。他特地组织了一个“节庆观光团”远赴西班牙，亲临奔牛盛会。“节庆一旦开始，世界就变成了一场超现实的、无止息的、激荡着肾上腺素和酒精的马拉松长跑。”莱斯利·M。 M。 布鲁姆在书中这样描写道。
广场上成群跳舞的西班牙人，山区赶来的农民挤满大街小巷，四五米高的纸糊巨人跟随游行的队伍走遍镇子，手鼓，口哨，横笛，酒精，礼花，乐队……远离了巴黎左岸城里人的戾气和勾心斗角，这里是一剂不错的解药。
“观光团”成员之间的关系略微有些复杂——海明威的好友、旅居编辑兼作家哈罗德·勒布；勒布的女友，时尚记者、舞台之星凯蒂·坎奈尔；已和贵族丈夫离婚的英国女人杜芙·特怀斯登；特怀斯登的恋人帕特·格思里；好莱坞编剧唐纳德·斯图尔特；以及组局的海明威——似乎预示了解药最终变为炸药的尴尬局面。
拥有贵族头衔、野性自由、举止时髦的特怀斯登，成了点燃这桶炸药的火苗。她和勒布私通，又受海明威爱慕，身边还有个恋人格思里。海明威对斗牛近乎狂热，而勒布却同情被杀掉的牛。更为详尽的“八卦”故事要到《整个巴黎属于我》一书中寻找答案了，但庆祝活动最终潦草结束，不仅有人相互揣度、大动肝火，还差点见到拳头和血。
渴望靠一部长篇确立声名的海明威不会放过摆在眼前的写作素材，旅途中，一个故事开始酝酿成形。“节日庆典上的每一次对抗、冒犯、宿醉，两性之间的紧张与疲惫，点点滴滴，都染上了文学价值”，海明威走火入魔一般投入了创作。
“海明威似乎决意要把长篇小说处女作写成一本左岸名人录”，布鲁姆点评说。在海明威的书稿中，潘普洛纳发生的对话和事件，像新闻稿一样被如实记录下来。每个“观光团”的成员都完成了他们的本色出演，海明威还多做了点功课，好让故事真实可信，内容丰满。他深挖了几个朋友的家世背景，完完整整地搬到了小说中。
这部小说记录了几位旅居者在巴黎相遇，踏上了圣佛明奔牛节的观光之旅。旅途中充斥着无尽的纵酒、斗牛和围绕杜芙夫人(小说中的波莱特夫人)的争风吃醋。“观光团”成员之间一改起初的恭维客气，演变成辱骂、嫉妒、大打出手。
1925年9月21日，海明威用两个月时间完成了7个本子的手稿，共计8万多词。
“迷惘的一代”
起初，这部被海明威予以厚望的小说名叫《节庆》。但这两个字的分量显然不够。这个朋友之间争风吃醋、貌合神离的故事不能只是菲茨杰拉德笔下上流社会的照搬，而如果只是将巴黎这群人移植到西班牙，就太落俗套了。
海明威想起之前和斯泰因的一次谈话，最终这段谈话被写进了小说的序言。斯泰因和海明威谈起自己去汽车修理厂修一辆上了年纪的福特车，遇上四个年轻的机械师，她和车厂老板攀谈起来，问他是哪里找到的好帮手。车厂老板感叹，年轻人都被惯坏了，“22岁以下的男人还是值得收割的麦子”，他们废掉了，什么也成不了。斯泰因对海明威说，“这就是你们，所有在大战中服过役的年轻人，你们是迷惘的一代”。
于是，在第8个本子的封皮上，海明威写下自己的名字、写作时间和地点。本子的内页写着：《迷惘的一代》。
有了这个立意，他笔下滑稽的争宠故事就不再是几个人之间的龃龉和丑闻，而升华为一个时代烙印在一个群体身上的伤疤。他们酗酒，不懂得惜命，对现实毫无热情。他们放荡，不断挑战传统和社会强加的道德底线，精神涣散，终日消沉。他们找不到合适的出路，不是因为别的，而只是被一场不光彩的战争给毁了。如果“迷惘的一代”成立，那么上过战场、负过伤的海明威无疑是这个群体的最佳代言人。
虽然在别处，海明威对这个说法并不认可，甚至有些许不屑：“我想，是谁在叫谁‘迷惘的一代’？”他在《迷惘的一代》这篇文章(《流动的盛宴》)里写：“我想到每一代人都因为某些事情而迷惘过，过去一直是这样，未来也会如此。”
然而，有了为一代人代言的宏伟视角，作者个人是否认同反而成了小事。为了配合这样的立意，《节庆》需要一个更厚重的题目。海明威从《圣经》中翻出了一段话：
One generation passeth away， and another generation cometh: but the earth abideth for ever。
The sun also ariseth， and the sun goeth down， and hasteth to his place where he arose。
(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
日头出来，日头落下，急归所出之地。)
他决定好了，就叫它“太阳照常升起”。
一飞冲天的《太阳照常升起》
1926年2月9日，海明威乘坐“毛里塔尼亚号”抵达纽约，踏进了菲茨杰拉德的领地。彼时，由《了不起的盖茨比》改编的戏剧在百老汇上演，派拉蒙公司也即将把它推上银幕。海明威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出版《太阳照常升起》和另一部写于其后的戏仿之作《春潮》(The Torrents of Spring)。
海明威自我营销的迫切心情可以从出版这两本书的过程中一窥究竟。其时，舍伍德·安德森的小说《暗笑》(Dark Laugher)销量喜人，激起了海明威的不满。他认为《暗笑》是“糟糕、愚蠢、做作”，让他忍不住要写一篇戏仿之作批判它。于是有了近3万字的中篇《春潮》。
然而，这部小说最初的几个读者都认为它刻薄得有些过头了。在和各家出版社“谈判”的过程中，海明威用《春潮》做砝码：如果拒绝《春潮》，那么对方也将失去出版《太阳照常升起》的机会和他后续作品的优先出版权。
书稿几经辗转，最终经由菲茨杰拉德推荐，落在了麦克斯·珀金斯的书桌上。这位美国出版史上的传奇人物(《天才的编辑》的主角)曾发掘了菲茨杰拉德、托马斯·沃尔夫等天才作家，掀起了20世纪美国文学的革命。
而要出版《太阳照常升起》这部脏话连篇、人物离经叛道的作品，显然对珀金斯所在的相对保守的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编辑们开会时，珀金斯力挽狂澜，终于说服同事们：《太阳照常升起》不是下流小说，而是不容轻视的文学作品。
它没有抚慰人心的辞藻修饰，而是用野蛮、赤裸甚至血腥的文字，展现一个震撼人心的现代世界。莱斯利·M。 M。 布鲁姆认同珀金斯的评论，在《整个巴黎属于我》中她评价说，“他的文字中没有荫凉，没有一个形容词能为读者遮挡炽烈的太阳。”(第218页)
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一旦接盘，就全面开启了《太阳照常升起》的大规模营销战役。他们充分利用“错失恐惧”心理(FOMO，fear of missing out)，称没有读过这本书的人就掉队了，或者“不读就亏大了”。在广告文案上，销售团队不惜使用最张扬的语句：“跨越了一条文学上的卢比孔河”“饱蘸着生活”“文学的叛逆精神”；当然更少不了为一代人发声的大立意：“见过了太多触目惊心的现实的战后一代……幻想全部破灭，含蓄的温情全部不见了踪影”……
海明威的大头像出现了广告的正中央，登上了各大主流文学报刊。美国各地的批评家也开始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如今，海明威不再是那个饿着肚子，去追卢森堡公园里的鸽子当晚餐的穷小子了，而是一跃成为“斗牛士海明威”“旅居作家海明威”和“讽刺作家海明威”。
年轻的男男女女很快买了图书营销的账。他们像海明威笔下的人物那样说起话来，并很快接受了自己是“迷惘的一代”这个角色设定。他们奉《太阳照常升起》为自己的圣经，并以加入“迷惘的一代”这个群体而自豪。
而对于海明威自身而言，读者和评论家一味将这本书解读为“迷惘的一代”令他尤为烦恼，就好像他满心欢喜地为自己挖了一个大坑，意识到的时候已经很难全身而退了。他原本想要表达的无非是“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
用他自己的话说：“没人知道他们之后的一代人会是什么样子，所以就没有评判的权利……我并不想把这本书写成空洞的、苦涩的讽刺，而是一个该死的悲剧，世事万千，永恒的大地成了主角。”
可惜作品完成，作者退场，标签牢牢贴在身上，他再没有能力掌控了。
主角们的“A.S。”时代
与欢欣雀跃的出版商和大众读者不同，被海明威写进书里的那群人有如遭到晴天霹雳。他们大都知道海明威一直在昼夜不停地写作，却没人知道他写的正是自己——而且这个自己如此有辨识度，在朋友圈子里一眼便知，不仅刻画刻薄露骨，还把整个家世都挖得干干净净！
勒布被写成了不通人性、自命清高、无法自控的多余人；特怀斯登成了可恶的荡妇、“嗜酒的女色魔”，和斗牛士私通；坎奈尔被写成了因年华老去而陷入绝望的女人，小说事无巨细地记录下了现实生活中她和海明威之间的谈话，她对结婚的焦虑，开的种种玩笑。
这本声名远播的成功之作，无论直接还是间接，结果却是让勒布患上胃溃疡，接受了连续10年的心理治疗。特怀斯登变成家族中最不受欢迎的人，情感一路波折。坎奈尔经历了最为黑暗的一段日子。坎奈尔说，角色原型们的生活被小说的成功打乱了，他们将出版前的时间称为“B.S。”(Before The Sun Also Rises)，而出版后则称作“A.S。”(After The Sun Also Rises)。
同样被写进小说的唐纳德·斯图尔特评价说：“这本书对现实中发生的事记录得太过精确了，看样子只能算一部文笔精湛的旅行笔记。”他日后回忆道：“他可真是一个记者啊。”
《太阳照常升起》在出版市场一路所向披靡。它曝出了巴黎、伦敦、纽约文艺圈的丑闻，写流光溢彩的上流社会不为人知的秘密，写酒和性，满足了大众读者的偷窥欲。专业的评论家也因其文体风格首开风气之先，毫不吝惜溢美之词。
自1926年10月到1927年1月，《太阳照常升起》印刷四次，售出近11000本。根据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估计，仅在美国国内，该书每年就卖出12万本，海外销量翻倍，全球每年至少卖出30万本。
这本书赢得了次年的普利策奖，树立了海明威无可撼动的文坛地位。1954年，他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是他“新近在《老人与海》中展现的对叙述之道的精通，以及他对同时代文学风格的影响”。
海明威本人没有出席颁奖典礼，他写了一段简短的受奖辞，托人代读：“一位真正的作家，应该不断尝试别人从未做过的事，或者别人一次又一次失败的事。有时候，天遂人愿，他会成功。”
[1] Agnes von Kurowsky， quoted in Baker， Ernest Hemingway: A Life Story， 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