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着一笔已经到期但无力偿还的5亿美元债务，阿根廷政府与债权人谈判的结束时限已经三次延期，但无论6月12日的结果如何，都不能改写阿根廷还要继续硬着头皮展开无休止谈判的事实，因为今年阿根廷共有882亿美元的主权债需要偿还，并且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结论，从2020年至2024年，阿根廷无法向私人债权人支付任何外币债务。如此一来，通过谈判谋求债务重组就成为必选，如果其中的任何一次谈判出现失败，都有可能使阿根廷面临债务违约的结果。

阿根廷拉响债务违约警报其实只是新兴市场国家的一个缩影。按照国际金融研究协会(IIF)的统计数据，截至2019年底，新兴市场国家的主权债务超过了20万亿美元，比2008年翻了一番。值得关注的是，除了阿根廷徘徊在债务违约边缘外，今年以来已有厄瓜多尔、黎巴嫩两国出现债务偿还延期。为此，IMF发出警告称，新兴市场国家的主权债务兑付风波正处于“一触即发”的危险境地，而且今年的债务违约可能创出历史新高。

新兴市场国家债务危机的出现无疑是其长期债务存量风险积累与发酵的结果，与此相关联的是，新兴市场国家在经济发展思路上的举债依赖偏差也是值得深刻反思的地方。但应当看到的是，近年来，阿根廷等不少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社会支持以及本国政府努力下均已经实现了存量债务的出清，并重返国际金融市场开展融资，增量债务循环进入了良性轨道。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新兴市场国家的既定节奏，更使其刚刚有所恢复的偿债能力又受到损伤。

首先，在疫情期间，新兴市场国家在投入大规模公共财政资源抗御疫情损害与破坏经济的同时，普遍实行了增发国债、提高赤字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公共债务占比急速提升。在财税收入匮乏的同时支出空前放大，原本并不厚实的偿债底气更趋羸弱。

其次，就像新冠肺炎疫情是不可预知的外部风险一样，美元汇率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同样是一种不可自控的市场风险。作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宏观政策选项，美联储主导了全球性的无底线量化宽松，新兴市场国家跟随降息，使本国货币遭遇巨大倾轧，偿债成本迅速拉升。

另外，不同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可以通过债务货币化方式，即通过大量“印钞”来处置存量债务与购买增量债券，新兴市场国家通过自身政策调整取得主动性减轻债务负担的空间相当有限。

然而，任何债务风险都不是彻底隔离与完全封闭的，一旦新兴市场国家的债务违约风险大面积引爆，除了自身受损外，这些风险也会传导到发达国家以及国际金融市场。因此，对于新兴市场国家的外债偿还风险，需要立足于人道主义立场，调动与集结全球力量共同消解与处置。

第一，新兴市场国家作为债务人需要与私人债权人进行坦诚的沟通协商。对于债务人而言，单方面毁约损害的不仅是国家信誉，更会直接丧失在国际市场上的融资身份与资格；对于债权人而言，一味地求全责备与刚愎自用，也无益于本息的回收。而相比较而言，双方若能达成折衷协议，让新兴市场国家赢得喘息之机，债权人的利益至少可以获得部分保障。

第二，经济发达国家需要对新兴市场提供必要的援助与支持。由于新兴市场的负债中很大一部分属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主权债务，尤其是前者在发达经济体的负债中占有相当大比重，债务违约的出现和蔓延必然损害关联国家的实际收益，削弱发达国家的财政盈余，最终可能由债务危机衍生为财政与金融危机。对此，发达国家有必要对新兴市场国家债务作出适度减免以及展期上的延长性调整。

第三，包括IMF在内的国际经济组织应当对新兴市场国家提供及时的救援，同时帮助新兴市场消除更多的不确定风险。历史经验证明，缺乏国际社会的应急性资金救助，任何一个债务危机国主权债务违约的处置进程都会格外艰难与缓慢。对此，在相关国家主动申请的基础上，今年以来IMF已经向受到疫情冲击的50个新兴市场国家提供了总额180亿美元的紧急资金驰援，同时IMF计划调动1万亿美元贷款帮助成员国应对危机。但需要提醒地是，由于IMF的国际性援助往往会附加一些贷款条件，如控制财政赤字、降低社会福利等，而这些看似苛刻的要求往往会成为国际投机资本沽空新兴市场的题材。为此，IMF有必要援引《联合国宪章》第七章中“保护债务人免受机会主义投资者破坏”的法律条款，协调与动员成员国共同对做空力量展开围猎与封堵。

最后，从长远看，新兴市场国家应当进行战略上的调整，逐渐脱离通过举债发展经济的模式。新兴市场国家对内要主动进行经济结构变革，培育出内生性经济增长动能，最大程度地摆脱对发达国家融资市场的严重依赖。在此基础上，新兴市场国家还应当架构出自己健全的金融市场。如果本国资本市场具备较强的融资功能，那么经济与金融“受制于人”的情况就会大大缓解，从而降低了外部市场风险。此外，新兴市场国家应当逐步“去美元化”，先共同托起与维护单一优势货币，并围绕中心货币扩大货币互换规模，在此基础上形成区域性统一货币，由点及面地逐步摆脱美元的束缚。

（文章来源：上海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