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美国智库：拿钱办事的说客？

　　对美国政治生态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大大小小智库的兴盛是美国政治独特的背景。长期以来，智库自诩是“没有学生的大学”，标榜自己的“独立、中立、客观”等。这种清白高洁的公众形象与那些拿钱办事、满身铜臭、缺乏立场和原则的说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此，智库在美国的公共政策辩论中发挥了巨大影响力。

　　《纽约时报》近年曾先后刊登了两篇报道：《智库是如何放大企业影响力的》与《智库学者还是公司顾问？看情况》，揭露了智库表面“客观”“中立”，实际却接受企业界的资助，然后替他们说话，甚至有很多智库学者一身多任，既享受智库学者“客观”“中立”的美名，同时又是职业说客或者在关联企业担任职务。其中就包括美国最负盛名的智库之一：布鲁斯金学会。这无疑彻底颠覆了智库的公众形象。

　　为“金主”背书

　　在上述报道中，《纽约时报》挖掘了布鲁斯金和若干其他智库与多家企业之间的利益交换关系。该报道披露，这种利益交换关系的基本方式之一，就是企业给智库捐款，智库则发布符合企业利益需要的报告和研究。有些研究者尚在写作过程中就会与捐赠人(即使只是潜在的捐赠人)预先讨论研究结论，初稿也会与捐赠人共享，以便根据他们的意见形成最终报告。然后企业就可以拿着这些研究报告去游说政策制定者，证明自己的诉求并不是出于一己私利，而是有着客观依据。另外，得到企业资助的智库学者也经常向美国国会提供有利于企业利益的证词。而且，企业智库的捐款通常冠以慈善捐赠的名义，因此能获得免税待遇。

　　例如，联邦快递与一家专门研究国际关系的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合作，于2014年底发布了一份支持国际自由贸易的报告，其结论与联邦快递在国会极力兜售的论点如出一辙，包括削减跨大西洋关税与增加免税货物。原因很简单，自由贸易会增加联邦快递的业务量。时任联邦快递执行总裁拉杰什·苏布拉马尼亚姆，出席了该智库在华盛顿总部举行的庆祝报告发布的活动。作为关键的支持者，众议员埃里克·保尔森也出席了这次活动。而据该智库主席弗雷德里克·肯普所说，联邦快递为这份报告捐赠了2万美元。

　　智库与企业利益交换关系的第二种典型方式，是企业给智库捐钱，由智库创立项目，帮助企业宣传造势，或者组织会议，邀请有关政府部门的官员来参加会议，这样企业就可以直接与这些官员接触了。例如，2004年，布鲁斯金创立了“都市政策项目”，旨在刺激城市的经济增长。《纽约时报》的报道指出，从一开始，这个项目就混合了各方势力关于城市问题的看法，包括公司、非营利组织、政府官员。流向这个项目的捐款飞速增加，从2005年的430万美元激增到2013年的1250万美元，占布鲁斯金当年全部项目开支将近20%。

　　比如，通用电气希望资助关于铁路网和清洁能源的研究，这两块都是它的核心业务。于是布鲁斯金就为该公司安排了一场有白宫官员和国会议员参加的会议。全球投资公司K.K.R捐了45万美元，其中部分资金，是对布鲁斯金为其组织公司高管与费城和底特律一些社区领袖见面的报酬，因为这家公司计划在当地投资房地产项目。布鲁斯金还应公司经理的请求，在该公司官网上发布了一篇报告，为其在新泽西的一个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背书。

　　权钱交易本小利大

　　企业与智库之间利益输送的第三种典型方式，就是相互之间的交叉任职或曰“旋转门”。《纽约时报》考察了75个智库，发现很多智库学者同时还是注册说客、公司董事会成员或外部顾问，却只零星披露自己的“双重角色”。也有很多智库乐意聘请说客、前政府官员为“非驻所学者”。

　　小斯图尔特·沃德里是美国国土安全部前高级官员，后来则是华盛顿最有名的智库之一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他还开了一家游说公司“纪念碑政策小组”，当被问及一个智库学者利用智库资源为自己的客户服务是否合适时，沃德里觉得这很常见。

　　虽然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并不给沃德里发薪水，但他还是从这个头衔得到了很多好处，因为客户喜欢由“学者”作出的研究。这也是为什么像沃德里之类的顾问、说客都削尖了脑袋想得到一个智库学者的头衔。据《纽约时报》统计，截至2015年底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官网列出的学者中，有70名不付薪高级顾问和研究员同时拥有外部顾问职位。另外7名高级顾问和研究员在过去5年供职于中心的同时，还是注册说客。

　　在《纽约时报》上述报道发布3天之后，布鲁斯金学会就在其官网上以主席斯特罗布·塔尔博特的名义发布了《的指责与我们的回应》一文，对报道中指名道姓针对布鲁斯金的片段逐一作出“反击”。布鲁斯金的反应速度至少说明他们对《纽约时报》报道的分量是心知肚明的。用彼得森研究所主席亚当·博森的话说：“我们的名誉建立在我们的可信度基础上，如果不被大家视为可信和客观，我们的研究就会被扔进垃圾堆。”

　　智库本身不事生产，必须解决“钱从哪儿来”的问题，而通过贩卖观点把自己“中立、独立、客观”的名声变现显然是一条捷径；对企业来说，给智库的资助、捐款一般不过几万、几十万或上百万美元，可一旦对方成功地帮助自己影响华盛顿政府的政策制定，得到的收益往往高达几亿、几十亿美元，收益远远超过成本。由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特定的一两家智库纯洁无瑕是完全有可能的，然而一旦样本量足够大，相当一部分智库就不那么干净。这大概是有美国特色的“权钱交易”文化吧。

　　作者为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生，配发文章选编自孔元、彭飞主编“法意看世界”系列文集《西方的危机与美国的重建》，文字略有删节，标题为本版编辑所拟，转载已获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