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潮多了，市场容易疲劳。投资者交易的热情明显有所下降，似乎更多地陷入了对未来的某种沉思之中。
大爷我也陷入了沉思。因为，从“问责高潮”中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每家问题上市公司被处罚的人员，再也不仅仅只是董事长和直接负责的副总几个人了，而是一长串的名单，真个是把董监高“问”了个遍，虽说投资者抱怨罚款的金额太小了没有让违法者付出应有的代价，但是，按照现有的法律法规，基本上都是顶格处罚，特别是，被“连坐”的人数屡创新高，威慑力还是极大的。
这预示着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层每个人都需要为公司的合法合规经营承担责任，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一切行动听老板指挥，不问合法不合法，老板让干啥就傻傻地干，反正公司出事了板子只打到老板身上，自己可以推得干干净净，毫发无损，大不了另谋高就换个地方继续干。
被市场惊叹为“史诗级造假”的康得新百亿利润造假案：
证监会拟决定对康得新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60万元罚款；对康得新实际控制人钟玉给予警告，并处以90万元罚款，其中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罚款30万元，作为实际控制人罚款60万元；对时任财务总监王瑜、时任资金部主管张丽雄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30万元罚款；对时任总经理徐曙给予警告，并处以20万元罚款；对董事肖鹏给予警告，并处以10万元罚款；对相关负责人杜文静、闫桂新、包冠乾、吕晓金、王栋晗、那宝立、吴炎、钟凯、邵明圆、隋国军、苏中锋、单润泽、刘劲松、张艳红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5万元罚款；对其他负责人员侯向京、纪福星、余瑶、杨光裕、张述华、张宛东、高天、周桂芬、陈东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3万元罚款。
一家上市公司被处罚的相关责任人是这么长的一个名单，这是我们以前所没有见到过的。
康得新造假的金额实在太大，持续时间太长，手段太恶劣，董事长被收拾那是跑不了的，但是，这么庞大的一个造假系统工程，以老板一人之力，断然不可能成功，必有众多帮凶“齐心协力”才可以成事，处罚面不够大不足以平民愤，可能大家会觉得处罚人多是这个原因。
然而，看看市值也就20多个亿，涉嫌造假金额也不大的獐子岛，被处罚的人员名单也是一长串，这说明被问责人员的多少跟公司造假金额和市值规模似乎也没有对应的关系。
证监会认为獐子岛及相关当事人的相关行为构成信息披露违法，拟决定对獐子岛公司及24名相关当事人给予警告，并对獐子岛处以60万元罚款；对吴厚刚等24名相关当事人分别处以30万元、20万元、8万元、5万元和3万元不等的罚款。此外，证监会还拟对吴厚刚采取终身市场禁入措施，对董事梁峻采取10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对首席财务官勾荣和董秘孙福君分别采取5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一下子处罚24名相关当事人，虽然绝对数额不大，但是，这主要是监管部门对其违法性质的态度，是一个清晰的信号，公司造假，不仅仅是董事长的事，所有相关当事人都难辞其咎。
那些被处罚的董监高们肯定会挺不服气的，因为以前都是只罚董事长和直接责任人的，现在是“相关人员”都要被罚，那些不是直接责任人的董监高们谁会认为公司造假的事跟自己有关呢？
甚至，连董事长都不服。
据新浪财经报道，獐子岛被监管部门处罚后，董事长吴厚刚表示，公司和被罚管理层都将进行申辩。目前，已经在准备申辩材料当中。
在10天前的2019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吴厚刚曾表示：“赔钱对不起股民，我今天在这里要向广大股民检讨，说声对不起。”吴厚刚表示，“我们用代价换来了两点：一点就是对风险的认知和敬畏；第二点，就是识别了我们这片海。”吴厚刚表示，“只要能挺住，这个代价可以通过未来的努力换回来”。可见当时他还是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还是以为不过是工作失误而已，所以才这么轻描淡写。
从这几个案例的处罚面来看，监管部门给出的态度无疑是明确的，说明董监高再也不是只有权利而无责任的稻草人，而是需要切切实实地在其位担其责，如果履责不到位或者严重失职，是需要依法承担对应的责任的。
最近还有几家上市公司董事长被抓了，原因各异，但都是涉嫌刑事犯罪。比如张朋起、黄作庆被指日常经营活动中长期存在违法行为，搞得两家上市公司落到如今被ST的窘境。投资者不禁要问，这些上市公司的董监高们难道对董事长的违法行径一无所知？有没有履行监督职责呢。
老板太强势，手下的人大多习惯了唯命是从，总是觉得自己不过是打份工，跟老板关系搞不好就没法混了，久而久之，老板对的就是对的，老板错了也只能视而不见，对老板的敬畏超越了对法律的敬畏，上市公司的治理就没有不失衡的道理。
其实，《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得很明确：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也即对于有损公司利益和投资者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不管这个行为的实施者是老板还是其他人，董监高相关人员都应该一视同仁予以阻止，不能坐视不管。尽到勤勉义务的要求就是要对公司重大事务知情，对存在的可疑之处要勤勉尽调，董监高应当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利用所掌握的丰富内部数据资源优势，努力在重大事务决议和执行过程中发挥内部监管作用，而不是睁只眼闭只眼，当老好先生，甚至成为那些无良老板作恶的帮凶。
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就是通过设立董监高等不同机构与岗位来实现分权制衡，避免上市公司被少数人尤其是董事长一人控制。很多涉嫌造假的上市公司都存在治理失控的问题，老板无视董监高的存在，董监高成了一个摆设。有的上市公司董事长公章随身携带，绕开董监高胡乱违规融资担保，将公司带向万劫不复之地，也给投资者造成巨大损失。
某些上市公司董事长敢于长期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董监高的沉默与不作为。不客气地说，很多上市公司董监高都只是木偶，他们眼睁睁看着大股东或实控人肆意掏空上市公司、进行各种利益输送而无动于衷，偶尔会有某些上市公司个别董监高对违法行为表示异议，但由于势单力薄，唤醒不了沉默的大多数，最后也阻止不了恶行的发生，久而久之，董事长习惯了独断专行，董监高也习惯了沉默寡言，原本失效的治理结构变得越来越糟糕。
上市公司董事长频繁被抓，一般都认为只是董事长一个人的问题，很少有人去反思是不是这家上市公司治理方面存在深层次问题，更少有人去从上市公司董监高们身上找原因。像康得新那样，如果不是因为董监高没有履行应尽的监督职责，董事长的违法犯罪行为就不可能如此放肆，也不可能会持续这么多年而不暴露，董事长出事的背后正是董监高集体有意无意地“装聋作哑”。
以往上市公司出事，除了直接责任人可能会被问责外，很少看到相关董监高集体被处罚，每个人都习惯了这种“不作为也不担责”的形式主义存在，“出事是老板的事，关我屁事？”，你看看，“没有一滴雨认为是自己造成了洪灾。”
这次监管部门对出事的上市公司董监高进行连坐问责，有利于唤醒那些麻木不仁的神经，促使他们“在其位而谋其政”，切实承担责任。要知道，“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那些造假的上市公司中的董监高们，即便只是“奉命行事”，或者只是对造假行为起到辅助作用，甚至于，虽然没有参与但默许了这种行为的发生，那都是一种不可推卸的“罪恶”，这就是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中提出的“平庸之恶”，我认为它普遍地存在于资本市场。
相比阿论特所应用的社会领域，资本市场的“平庸之恶”更具有隐蔽性，也更容易被忽视。
这种“恶”表现出来的是不思考对错，不明辨是非，不承担责任，为一己之私而背弃道德与法律。这样的“恶”并非惊天动地，而是不动声色的，并非显而易见的，而是隐晦含蓄甚至深藏不露的。
为了更好地理解“平庸之恶”，我们先回到这个概念诞生的时代背景。
艾希曼是纳粹党卫军的高级将领，曾负责执行犹太灭绝计划。后来被公开审判，阿伦特受《纽约客》杂志社指派，前往耶路撒冷，聆听了整个审判过程。
我们通常认为的这种罪大恶极的刽子手，应该是穷凶极恶的杀人魔形象。旁听艾希曼审判的过程中，阿伦特发现眼前的这个人，并不是媒体所描述的那样。他既不是恶魔，也不像变态，也看不出有任何的坚定的意识形态信念，更谈不上什么个人魅力，如果仅从外貌和言谈举止来判断，我们很难把这样一个人和犯有滔天恶行的杀人恶魔联系在一起。但就是这样一个人，负责把整个欧洲的犹太人送进集中营。
艾希曼对自己的行为非常冷漠，他不认为自己罪大恶极，而只是执行了上级的命令。也就是说，不管谁在他那个位置，都会这样做，他只不过是听从命令的一枚螺丝钉。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一个如此普通的人会作出如此邪恶的举动呢？阿伦特给的解释是“平庸之恶”。
阿伦特在书中写道，“是纯粹的不假思索让他成为了当时的最大罪犯之一”。不假思索的意思是，当上级命令传达下来，下级就去执行。如果有一天有人追究，就可以甩锅说，“我只是在执行命令而已。”
这一点跟很多上市公司的董监高被处罚时的辩辞类似：老板安排我这样干的，我只能这么干，因为下级得服从上级，这是公司文化，我不是决策者，我不知道这是在造假，我只是上市公司这部机器的一个零件，一个螺丝钉而已。
当“平庸之恶”这个词流行起来的时候，传递出了这样一种信息，“平庸”（无所作为）这件事本身就是恶的。
当一个人浑浑噩噩，并不去主动思考自己在做什么，也不反省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就很容易成为雪崩之中的雪花，或者洪水中的雨滴。
在许多人的词典里，邪恶是一种很深刻的概念，描述一个恶人的形容词有罪大恶极、阴险狡诈、处心积虑等等。但阿伦特的论证告诉我们，邪恶其实并不一定就是那么复杂，而在很多时候邪恶是一种很肤浅的状态。
阿伦特指出“恶的平庸性”具有一个重要的特征，那就是“不思考”。换言之，恶来源于思考的缺失，当思考堕落于恶的深渊，试图检验其根源的前提和原则时，总会一无所获。恶泯灭了思考，这就是恶的平庸性。随波逐流，没有对错与是非，盲从。而一个人一旦失去了思考能力，就很容易成为恶的帮凶，助纣为虐。
艾希曼麻木而庸俗，除了纳粹政府灌输给他的意识形态之外，根本就没有对事物进行独立思考和评判的意识和能力。
正是艾希曼的这种“不思考”，让他成为了一个没有反思和判断能力的死亡执行官。
在艾希曼身上，他既不充满仇恨也不癫狂，也没有无尽的嗜血欲，但更加可怕的是，他是一个平凡无趣、近乎乏味的普通人。
在资本市场，很多人浑浑噩噩的过日子，不在乎发生什么，也不思考自己行为的意义，而只是听从上级或者别人的指示，这种常见的不思考的状态，就是平庸之恶，它经常给公司和投资者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与灾难。
在利益至上的资本市场，极容易让参与其中的人在道德与理性层面冷漠和无所谓，因为他们习惯了不思考的服从状态，当懒惰、冷漠、无所谓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状态之后，就有可能产生巨大的恶的后果。
对于艾希曼自我辩解“自己只是一个零件”的说法，当年的法官是这样回应的：“那么，对不起，你为何成为一个零件？或者，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还继续做一个零件呢？”
也就是说，为什么偏偏是你，不是别人。如果你知道这个公司有问题，你也知道你是公司的一个零件，为什么你甘心做这个零件呢？你并不是没有选择。
为什么你没有选择不扮演这样一个零件呢？因为你缺乏思考，或者说不去思考，盲目生活和工作让你的内心里不认为“平庸的恶”也是一种“恶”。
对于那些身处“恶”的漩涡中的人，需要反思的是，“不是你为何服从，而是你为何支持？”
在资本市场，我们需要考虑每个人都会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这个特性。说穿了，那些行“平庸之恶”的人，并非完全出于无知，而是有利益驱动的因素。支撑着上市公司这部机器是各种各样的个人原因、个人动机、个人利害得失及个人恐惧与贪婪，正是他们这些人在这个系统当中得到的个人好处，没有好处他们是不干的。
所有这些个人因素，都被那个庞大的机器藏在里面，从外面看起来仿佛这里没有个人是机器本身在运转，谁都得听命于老板的指令，但是实际上，这个机器恰恰是许多人的个人利益推动着的，他们不过是利用这个机器来保护并隐藏自己的利益而已。
杰罗姆·科恩说，阿伦特深深受益于奥古斯丁关于思考的这种经验，即思考是由对存在者之善的爱引导着的活动。因为思考不能被恶引导，而既然恶破坏存在者，所以她开始相信，思考活动本身能阻止任何从事思考的人去做恶。
阿伦特提出的解决办法，就是深思熟虑的行动，就是行动中蕴含思考，不放弃思考也是一种行动。行动之前要做判断，理性判断，比行动本身更根本。
因为“个体那虽不必然能抵制但可以预防恶行、拒绝恶甚至不被恶引诱的倾向才要求每一个人，而不仅仅是要求哲学家或其他知识分子，注意那种‘因缺乏更好的名称而被我们称为道德’的东西。”
所以苏格拉底说，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一过。
如果不去思考，我们就会沉沦在欲望当中难以自拔，我们就会沉浸在个人利益的得失计较中不辩是非，当然也就不会去抬头仰望星空和低头思考道德良知，去审视自己的行为是否运行于正义与道德的底线之上。
正是由于思考所进行的自我反思，常常唤起自我的孤独对话，使得人们意识到那种“不能做什么”的良知的存在，为人们的作恶设置了重重障碍。
正因为通过思考，人才成其为人，甚至人的意义就存在于思考中。我们如果放弃思考，无异于我们放弃了人的价值和意义，也放弃了道德约束。因为思考带来判断，判断产生行动。
所以说，思考不仅仅让我们抵抗资本市场的“平庸之恶”，更让我们明白向善的方向，产生维护道德和正义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