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进入尾声，2024年向我们走来。在世界摆脱新冠疫情后关键的第一年，如何总结2023年的中国外交？越来越呈现对立和分裂态势的世界之中，中国是否被美西方体系所孤立？美西方对华态度骤变的原因是什么？面对美国纠集盟友展开“脱钩断链”、建起“小院高墙”，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是否还在我们手中？“东升西降”的大势逆转了吗？

　　北京日报客户端记者专访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


　　2023年中国外交展现出了大国作为

　　北京日报客户端：对2023年的中国外交，您有何评价？

　　崔洪建：2023年，国际和地区形势进入了更加复杂动荡的时期。除了地区冲突，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仍在增加，大国竞争博弈也有加剧态势。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外交仍然坚持奋发有为、励精图治的方向。高层外交和首脑外交非常活跃，不仅实现了多个方向线下实体交流的重启，并且持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引领作用。

　　今年，中国外交体现出了更大的胸怀和更高远的目标。在三大全球倡议的基础上，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难以替代的作用。针对当前世界出现的一些变动和乱象，中国愿意帮助世界和地区走向既能实现变革，又能推动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的方向。

　　中国外交也展现出了强大的能力，在推动伊朗和沙特关系正常化方面发挥了积极、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等地区冲突问题上，中国坚持自己的立场，坚持共同利益和自身利益汇合点，始终站在国际社会的绝大多数当中，站在历史和正义一边。

　　在当前波澜壮阔的百年变局背景下，今年的中国外交展现出了大国作为，体现了大国担当。接下来，在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国际和地区和平方面，中国外交将有更大的舞台，还会有更大的作为。

　　西方主导的秩序不代表国际社会的大多数

　　北京日报客户端：三年疫情后，国际形势变化很大。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很消极，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也在变化。中国被美西方体系孤立了吗？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样的局面？

　　崔洪建：近一年来，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正在经历复苏和重启的过程。此前我们和外部世界的交流出现一些障碍，除了一些具体原因外，也因为一些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认知出现了很大变化，消极因素在增加，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也出现分化。

　　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正在经历深度调整，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发展道路以及中国实力增长后要在世界上发挥的作用存有疑虑。2023年通过线下交流的重启，中国也在不断和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进行积极沟通，通过对话交流来澄清一些误解，最终达成更积极的相互认知。

　　在这个问题上，一方面我们不要掉以轻心，不能因为这些观点只代表少数国家就忽视其影响。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在西方的一些消极舆论面前心里没底，或者过于看重这些舆论。

　　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认识正在经历变化，他们注意到了中国的发展可能会对他们所主导的国际秩序带来影响，但同时也深刻意识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和采取的和平外交政策，给世界带来更多的其实是稳定和未来发展的机遇。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有更多耐心，也要有更多定力。

　　对所谓中国似乎正被美西方体系孤立的论调，我们要认识到，西方主导的某种国际秩序现在并不代表国际社会的大多数。随着国际力量进一步分化，多极化趋势进一步推进，西方所主导的秩序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在不断下降。中国要和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真正地改良现有的国际秩序，帮助国际秩序朝着一个更平等、公正的方向演变和发展。

　　中国的发展超越了西方数百年的历史经验

　　北京日报客户端：这两年美西方对中国的态度变化比较大的原因是什么？

　　崔洪建：西方国家对华态度或者说认知的变化，背后有复杂的背景。中国作为一个非西方文明和非西方经济体，这些年的迅速发展对长期以来迷信所谓“西方中心论”的一些人产生了极大冲击，极大地超越了西方数百年来所积累的历史经验。在西方国家看来，在历史上同时实现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国家，似乎只有遵循所谓的西方秩序和西方理念。但中国在各个领域的成功，对西方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体系是巨大冲击。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不得不经历从缺乏认识到缺乏自信的变化。

　　中国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很好地处理了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平衡合理地利用了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资源。现在，西方国家担心中国的发展或许会从世界市场上拿到更多资源，而他们如果抱着零和博弈的思维看待中国发展，就会得出结论：中国越发展，给他们带来的竞争压力就越大。

　　另一个原因是，近年来西方国家不断遭遇到一些内外问题和危机的挑战，内部出现了比较大的民众和政府之间的对立，以及社会和政府之间的分歧。西方国家很大程度上希望把他们的一些内部矛盾向外转移，怎么转移？就是把不断发展而且持续稳定的中国当作靶子。近些年来，西方舆论总是热衷于把中国描述成所谓全球化唯一的受益者，而把他们自己描述为全球化的失意者。

　　这样一些情绪和观点的变化背后，也反映出反全球化的潮流正在利用把中国作为目标和靶子，来为自身的兴起寻找某种所谓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要想很好地解决中国和西方之间在认知和观念上的一些问题和矛盾，西方国家需要真正地扩大自己的视野，真正从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中走出来。

　　中国经济调整是世界经济周期性变化的一部分

　　北京日报客户端：美国纠集盟友、拉拢一些国家对中国进行围堵，在科技和经济领域采取多种手段试图延缓中国发展。内外部不利因素也使中国经济增长遇到困难。一些人认为中国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增长难以再现，说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已经丧失了，“东升西降”的大势逆转了。您怎么看？

　　崔洪建：最近一段时间，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有很多不同说法，甚至还有人提出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见顶了，不会再有持续快速的发展。

　　在回应这样的观点之前，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中国经济发展在过去40多年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下，实际上已经和世界经济发展融为一体了。换句话说，我们自身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在世界经济的大背景下进行的。

　　近年来世界经济处于整体的周期性变化中，无论是贸易投资还是产业发展，都不同程度地遇到瓶颈。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或暂时困难，很大程度上都是这种经济发展周期性的表现。如果进行比较，虽然中国经济的增速有所下降，但仍然高于世界大多数经济体尤其是西方发达经济体。

　　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和使命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近些年来，中国政府提得最多的就是高质量发展。按我的理解，高质量发展就是要摆脱片面追求GDP增长，更看重结构优化和产业转型升级。无论是结构优化还是产业升级转型，一定程度上都需要放弃一部分所谓GDP的高速增长，以此来为更好的结构性转化提供条件。

　　当前世界一些变乱交织的现象，也给包括中国经济在内的世界经济带来了更大压力。例如贸易的减少，投资信心的下降，中国和世界其他经济体面对着同样的挑战。从全球发展倡议到全球安全倡议，中方希望传递出信息：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经济体系中，只要全球化的经济基础仍然存在，中国和其他经济体就有必要共同来应对挑战。不能把一些问题当作是对方制造的问题，而应该看到它们是经济发展遇到瓶颈带来的一些共同的问题。

　　接下来，在解决供应链产业链安全问题，解决贸易和产业保护主义等一些障碍时，中国方面都希望和包括西方经济体在内的世界其他经济体有更好的对话和交流，寻求合作，共克时艰。

　　2024年中国外交管控风险同时继续奋发有为


　　北京日报客户端：请您展望一下2024年的中国外交。

　　崔洪建：2024年对人类历史来说会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时刻。2024年是一个全球的“超级选举年”，多个国家尤其是一些大国会举行政治选举。在目前的国际政治变化背景下，有些西方国家试图利用这些选举周期、政治变化把国内矛盾进一步向外转移。

　　2024年中国外交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很好地管控风险，尤其是管控由于一些西方国家国内政治的变化给国际关系带来的风险。

　　第二，中国外交还要继续奋发有为。2024年中美关系进入“后旧金山时刻”，两国在工作层面要进一步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中欧关系2023年企稳回升，2024年还要继续向前发展。在2023年获得稳定的基础上，2024年要进一步开拓和周边国家合作友好的空间。中国还要与非洲、拉美以及其他更广大的南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进一步加强合作，推动命运共同体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