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9日，99岁的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鲁迅研究专家王景山去世；6月15日，曾任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杨义去世。一周之内，鲁迅研究界失去了两位著名学者，让沉寂的鲁研界引起关注。

　　改革开放之初，鲁研界曾出现“四代同堂”的盛景，带来了鲁迅研究的黄金时代。同时也有一些人提出质疑，认为本本书都讲鲁迅，“全是鲁货，大有非鲁迅无杂文可言之势”。

　　王景山曾说，在新旧两个社会里，总有一些人拒鲁迅如水火，自己却积习不改死抱着鲁迅著作不愿放手，不但自己对“鲁货”着迷上瘾，还要没完没了地宣传“鲁货”、推销“鲁货”，甚至被归入“吃鲁迅饭的”一伙也无怨无悔，在所不惜。“一言以蔽之，我中鲁迅及其著作之‘毒’之深是不可救药了。”

　　“狙击手”

　　1975年10月28日，周海婴及其叔父周建人等在胡乔木支持下致信毛泽东，反映鲁迅研究方面的问题，毛泽东批示后，鲁迅研究迅速升温。

　　1976年，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正式成立，因地处北京城西的阜成门而被称为“西鲁”。李何林从南开大学调任鲁迅博物馆馆长兼鲁迅研究室主任，杨霁云、曹靖华、唐弢、戈宝权、周海婴、常惠、孙用、林辰担任八大顾问。他们和王瑶等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就熟悉鲁迅，被称为第一代鲁迅研究者。

　　同一时期，冯雪峰50年代成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恢复，因其地处北京城中的朝阳门内而被称为“中鲁”。1979年，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成立鲁迅研究室，因其地处北京城东的建国门而被称为“东鲁”。

　　1981年9月25日是鲁迅诞辰100周年。这次纪念活动中，各地报刊发表的纪念、研究鲁迅的文章达2000余篇，出版书籍80余种，掀起了空前的鲁迅研究热潮。

　　在这场盛会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16卷《鲁迅全集》是一个突出亮点。

　　在此之前，新中国只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1958出版的十卷本《鲁迅全集》。这套全集有一些缺陷，首先是未收1912至1936年间的鲁迅日记，其次大量的鲁迅书信被砍掉未收。第一卷的《出版说明》上写道，将收入截至当时为止已搜集到的全部书信1100多封，但待到1958年第九、十两卷书信出版时，由于主持全集工作的冯雪峰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全集的书信编辑方针发生了突变，仅收入334封。

　　1981年版在其基础上新增了《鲁迅日记》和大量鲁迅书信、佚文，注释任务由全国各高校分担，还有部分工厂参加，几乎发动了全部鲁迅研究界的力量。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承担了编注1904至1933年鲁迅书信的任务，由王景山挑大梁。

　　曾担任鲁迅博物馆副馆长兼鲁迅研究室主任的陈漱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鲁迅全集》带有百科全书性质，其中收录鲁迅致中外友人书信多达四卷，涉及的古今中外人物和事件浩繁。鲁迅研究界还没有出现百科全书式的代表人物，因此研读鲁迅著作常常有读不懂的地方。

　　王景山回忆，有时他们不得不像猜谜一样，试着去解答一些看来几乎是无从下手的问题。

　　鲁迅1918年8月20日致信许寿裳，说到河南省教育厅长谭寿堃去职、新任厅长到职，提到“谭去而×来”，但没说×是谁。一番査找后，王景山在当年的《教育公报》上找到了1918年4月8日的“大总统令”：“调任吴鼎昌为河南教育厅厅长，谭寿堃为陕西教育厅长此令”。他由此推测，×应为吴鼎昌，但这是哪个吴鼎昌呢？

　　王景山记得，抗战中期他在贵阳上高中时，吴鼎昌是贵州省省长，但这位吴鼎昌没有教育工作经历，而且他在1918年3月就任财政部次长，12月被派赴欧美考察财政，所以×应该另有其人。王景山最后在《清末民初中国官绅人名录》《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等书中查到，前清举人吴鼎昌曾任北洋女子师范学堂监督、陕西省教育厅长，1918年4月调任河南省教育厅长。因此，他作注为：“×指吴鼎昌，字蔼辰，河北清苑人。1918年4月继谭寿坤后任河南教育厅厅长。”

　　后来，2005年版《鲁迅全集》将这条改注为：“×指吴鼎昌（1884-1950），字达铨，浙江吴兴人，一九一八年四月继谭寿堃任河南教育厅厅长。”此吴鼎昌即曾任贵州省长的那位吴鼎昌。王景山认为，1981年版原注是准确的，一改反而改错了。

　　鲁迅和亲友间有一些共同熟悉的人物，私下以绰号或隐语相称，如“爬翁”指钱玄同，因为听章太炎讲学时他在日本榻榻米上爬来爬去，身材又胖。鲁迅致许寿裳信中的“奡头”“女官公”“老虾公”“兽道”“莱比锡”，致钱玄同信中的“悠悠我思”，致周作人信中的“阿世”“禽男”“滑倒公”“某公一接脚”……这些所指何人都被王景山一一破解了。

　　王景山还指出了鲁迅原文中一些差错。如鲁迅1925年7月20日致钱玄同信中，把章士钊的笔名“孤桐”误写为李大钊的笔名“孤松”。上海曾发生过男仆人陆根荣和女主人黄慧如的主仆恋爱事件，由于上海话中王、黄发音相同，鲁迅在1931年2月4日致李秉中信中把“陆黄恋爱”误写为“陆王恋爱”了。

　　陈漱渝说，鲁迅期望有“狙击手”能击中他的要害，但给鲁迅纠错指谬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我们需要的是王景山这样的狙击手，而不是靠骂倒名人出名的“文坛刀客”。

　　2001年，陈漱渝担任新版《鲁迅全集》编辑修订委员会副主任。这套十八卷本全集2005年出版，是新中国第三套《鲁迅全集》。陈漱渝主要负责鲁迅书信的注释定稿，他说，没有王景山的奠基之功，有一些鲁迅早期书信根本注释不出来。

　　鲁迅书信的考释工作奠定了王景山的学界地位。陈漱渝担任鲁迅博物馆副馆长兼鲁迅研究室主任后，每次开学术研讨会必邀请王景山。他也每次都出席，每次都发言，发言也很犀利幽默。

　　陈漱渝说，作为学界前辈，王景山从不以“学术班头”自居，直到62岁才获评教授。他1982年4月出版的《鲁迅书信考释》只有14万字，收录68篇文章，用现在高校的学术评估标准衡量，不符合所谓“学术规范”，肯定评不上教授，但这些文章实可谓不朽，是可以传世的。

　　“呐喊复彷徨”

　　1981年的鲁迅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开启了鲁迅研究新格局。

　　在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195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时为“西鲁”研究人员的王得后发表了长篇论文《致力于改造中国人及其社会的伟大思想家》，首次提出鲁迅独特的思想是“立人”，并且对其作了系统、独到的阐释。

　　从这时起，一批中青年鲁迅研究学者开始崛起，逐渐形成了以孙玉石、王得后、朱正、林非、陈漱渝、袁良骏、彭定安、陈鸣树、吴中杰、鲍昌、许怀中等人为代表的第二代研究者队伍。

　　此时，第三代鲁迅研究者刚刚进入学界，如王富仁、钱理群、杨义、林贤治、王乾坤、孙郁、朱晓进、陈方竟、张梦阳、李新宇、金宏达、程麻、李春林、阎庆生等。他们大多为“文革”后首批招收的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其学位论文的集中发表引起学界瞩目。

　　1981年，王富仁从西北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毕业，三年后成为鲁迅研究方面的第一个博士。1985年，他的博士论文摘要《〈呐喊〉〈彷徨〉综论》发表，提出“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口号。

　　同样是1981年，钱理群在师从王瑶和严家炎三年之后，从北大中文系研究生毕业，正式开始研究鲁迅；杨义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文学系研究生毕业，师从唐弢和王士菁，开始系统研究鲁迅。

　　第四代鲁迅研究者在80年代后期陆续展露头角，汪晖、吴俊、高旭东、高远东、王彬彬、郑家健、薛毅、皇甫积庆等人成为鲁迅研究界的主力军。

　　王富仁曾比较几代鲁迅研究者的不同特点：“从方法论的角度讲来，我们的爷爷辈和叔叔辈重视的是这种主义和那种主义，我们重视的则是在各种主义背后的人。我们的弟弟辈和侄儿辈则成了新的主义的输入者和提倡者，他们的文化视野更宽广了，但讲的又是这种学说和那种学说……对于中国人的认识和感受，他们反而不如我们这一代人来得直接和亲切，至少暂时是如此。”

　　王景山和林志浩等则属于“一代半”，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接受了大学本科教育，随后就赶上各种政治运动，真正能在鲁迅研究中有所作为已是“文革”之后了。

　　王景山与鲁迅的结缘，始于他的高中时代。

　　1940年，王景山到内迁贵阳的国立中央大学实验学校复学读高中，图书馆藏书极丰，他对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三年里几乎遍读馆藏中外文学名著，其中最让他爱不释手的就是鲁迅的小说和杂文。

　　高二时，王景山发表了第一篇杂文《为阿Q鸣冤》。自此，他开始热衷于发文章、“管闲事”。他说，鲁迅就是个“好事之徒”，自己之所以爱管闲事恐怕还是受了他的影响。

　　1943年，王景山考入西南联大外文系。大学期间，他有过一段写杂文的高峰期，记录下国统区人民的生存境遇和大中学生的民主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他在1956年实行“双百方针”和1957年整风期间，模仿鲁迅笔法发表了《谈“禁忌”》《老八路和老爷》和《“比”的种种》等几篇针砭时弊的杂文。他说：“过去总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我却一直认为‘天下有道’才为‘庶人议’提供了有利的客观环境。”

　　很快，这些“爱管闲事”的杂文就给他惹来了麻烦。1957年夏，“反右”运动开始，王景山在批判会上频繁作检讨。为了将功折罪，他积极撰文参加对徐懋庸和萧乾的批判，但为时已晚。一年半后，已调离中国作协的王景山仍被开除党籍。对于那几篇批徐、批萧短文，他后来说，这是自己的一笔良心债。

　　受处分后，王景山经作家吴伯箫推荐得以在北京通州师范学校担任中国现代文学教员。他不能再写文章了，教书也是诚惶诚恐、谨小慎微，生怕罪上加罪。后来，一些毕业多年的学生告诉王景山，他讲的鲁迅作品给他们留下了生动的印象。

　　“文革”结束后，王景山获得平反，重新提笔。此后二十多年，他陆续写成了二百来篇长短不一的杂文。他下定决心不说违心的话，绝不自欺欺人。

　　1987年，王景山学习了十三大报告后，撰写了《初级阶段引起的思考》，建议全民普及“鲁三篇”，分别是《随感录二十五》《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和《论睁了眼看》。1996年，十四届六中全会召开，这一年也是鲁迅逝世60周年，王景山在“鲁三篇”外又加上《这个与那个》和《拿来主义》两篇，建议各级领导特别是高级领导在百忙之中抽时间一读。

　　他说：“鲁迅说‘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维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现在好像存在‘重孔轻鲁’的一股风。‘维稳’当然要借重孔子，但‘改革’则必需鲁迅。”

　　2004年，王景山的第一部杂文集《多管闲事集》终于在搁置多年后出版，文集模仿了鲁迅杂文集的编排法，除少数使用真名，其余多用笔名“王荆”。

　　其中，《鲁迅与骂人》深得王瑶赞许。在这篇杂文中，王景山写道：“既不应把鲁迅之骂一概捧为金科玉律，盖棺论定，也不好把鲁迅之骂统统当作冤假错案，而被骂者倒是一代完人，白玉无瑕。研究、评论历史人物，只应强调一条，即历史唯物主义。如舍此不取，或另附条件，一阵子强调‘阶级斗争’，于是洪洞县里无好人，一阵子强调‘爱国主义’，于是洪洞县里皆圣人，窃以为都不足为训的。”

　　好友阎焕东赠诗一首：“坎坷人生路，呐喊复彷徨。多为管闲事，屡屡遭谤伤。痴情仍不改，依旧热心肠。无负鲁门教，笑面对斜阳。”王景山觉得，他说的是实在话。

　　“心读”鲁迅

　　进入新世纪，鲁迅研究不再有80年代的轰动效应，不仅读者关注减少，研究队伍也日趋分化。研究思潮从“卫鲁”与“非鲁”之争，到对鲁迅有了全方位的观照。

　　1996年，王景山出版了题名《鲁迅仍然活着》的文集，意为鲁迅还活在他和无数人的心中。

　　此时，鲁迅研究已难有新的重大突破。很多研究者开始了对鲁迅作品的“重读”“细读”“新解”和“新论”，以细读文本寻求突破，由此掀起了重读鲁迅作品的热潮。

　　2012年1月，王景山所著《鲁迅五书心读》出版，对鲁迅的《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和《故事新编》中的作品做了逐篇“心读”。对于“心读”，王景山的解释是：“不要受一时一事的束缚，不拘泥难懂的细节，跳出感官的直觉而变为心灵的体察和领悟，强调联想、迁移乃至玩味。通过思索着鲁迅的思索，愤怒着鲁迅的愤怒，达到境界的升华和精神的契合。”

　　《鲁迅五书心读》主要是为青少年读者写的。王得后在序言中说，王景山是一个执着于鲁迅精神的人，与李何林一样，总是不忘将鲁迅作品向青少年普及。

　　中学语文教材中选用鲁迅作品一度占到讲读课文的10%以上，是公认的重难点，社会上对教材中鲁迅作品的增删经常争吵不休。王景山在该书后面的《“鸡肋”和中学语文教学》中写道：鲁迅，真是说不完的鲁迅。近来又出现了新一轮热议：鲁迅的文章是“鸡肋”，学生认为不好学，老师认为不好教。据说学生有三怕：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

　　他回忆了自己求学时的情景。当时的中学国文课本里还没有选入鲁迅的作品，他读初中时喜欢巴金，读高中时先是喜欢老舍，后来则喜欢鲁迅，都是课外找他们的作品来看。他觉得，如果不是逐字逐句死抠的话，鲁迅的文章并不是那么难懂。吴伯箫主张一般的白话文是无需字词句段地去讲解的，特别是文学作品，主要是引导学生去欣赏和领会。他同意这种看法，这也是他为什么主张“心读”鲁迅。

　　他还回忆，抗战胜利后他从西南联大外文系转入北京大学西语系读大四，1947年10月正逢鲁迅逝世11周年，他所在的北大文艺社参加主办了纪念会，会上有朗诵，有演出，还有校内外教授的演讲。辅仁大学的顾随先生是他去请来的，所作的演讲让他印象极深。顾随只是绘声绘色地朗诵了《阿Q正传》里阿Q到静修庵偷萝卜这段，甚至用不着讲解，主角和配角就都活灵活现地呈现在大家眼前，让大家感到妙趣横生。他觉得，如果中学生听了这样声情并茂的朗诵，肯定会急于把原文找来看，又怎么会觉得“食之无味”呢？

　　《鲁迅五书心读》被王景山称为“有生之年最后一次微薄的努力”。88岁的他引述鲁迅的话表明心迹：“我们总要战取光明，即使自己遇不到，也可以留给后来的。我们这样的活下去罢。”

　　发于2023.7.17总第1100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王景山：一入鲁门深似海

　　记者：宋春丹（songchundan@chinanews.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