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为了防止日寇劫掠，北京故宫博物院约1.3万箱文物开始了一段世界文物史上规模最大、历史最久、行程最长的一次大的迁徙。护航的故宫人备尝艰辛，使得这批中华文物的重要瑰宝才得以基本得到完整的保存。

　　今年是2023年，距离那场伟大的迁徙正好过去了九十年，为了铭记这段不平凡的历史，也为了传承这种坚韧的精神，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祝勇“故宫系列”最新力作《故宫文物南迁》。

　　6月15日，“国宝在，国就在：《故宫文物南迁》新书发布会”在北京红楼公共藏书楼举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政协文史委副主任阎晶明，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李文儒，故宫博物院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祝勇共聚一堂，共话故宫文物南迁的壮阔历史。

　　南迁给文物增加了新的价值

　　在新书发布会上，阎晶明谈道：“祝勇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的立足点，或者说他的归宿、他的背景，是一个更大的、更深的视野，就是所谓的历史时代，是一种家国情怀。”

　　阎晶明指出，在国家民族最危难的时候，一批本来很柔弱的知识分子文化人，做了一件中国历史上，甚至也是人类历史上非常了不起的一次行动。文物南迁并非中国人重兵把守或者押送，它不是一次惊世行动，而完全是这些知识分子、文化人或者故宫人的一次自觉的行动。“这本书通过文物南迁，也就是这些国宝如何保存，给我们讲述了一种精神，这种精神也是祝勇这本书贯穿始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李文儒提出，同样是故宫的文物，没有经过文物长征抗战的，和经过、走过十几年、几万公里的文物，两种文物是不一样的，文物的形式和文物的价值不一样。“因为南迁给中国的文物增加了新的价值，这个新的价值包含现代文人的价值，和过去没有经过南迁的文物本质上有不同。所以我一直讲，以后我们搞展览文物的时候，凡是走过南迁路的文物一定要写上这件文物经历了多长的路。”

　　祝勇表示，《故宫文物南迁》这本书可以跟马伯庸的小说《长安的荔枝》相映成趣。“长安的荔枝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是为了让杨贵妃能在生日当天吃上荔枝，要把岭南的荔枝在短短几天之内运到长安。这个活儿落到小说主人公身上，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开始就是死局，整本书就是写这个小人物最后怎么逆袭完成这个任务，解救自己和自己的家庭。但是你想想，那是一筐荔枝，而我们这是一百多万件文物，这个运送比起长安的荔枝可不是困难千倍万倍。《长安的荔枝》是一部小说，但是故宫文物南迁是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

　　“所以我们今天再回过头来面对这段历史的时候，真的是感慨前辈这种精神和他们付出的努力，包括在整个过程中有家破人亡，包括家庭流散、各种个人的付出，这里也有很多具体的故事和小的细节，这些付出真的让我们特别感慨。”祝勇说。

　　半壁河山，完璧国宝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鲸吞东北，虎视华北，故宫文物危如累卵。或遭毁坏，或被掠夺，战火中的文物逃不开这两种命运。1860年圆明园的那场大火还在灼痛记忆，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制定的《战时清国宝物搜集办法》尤其让人警觉。

　　以史为鉴，故宫博物院金石学家、古物馆副馆长马衡提议文物南迁。这在今天看来，当然是明智之举和不二选择，可放到1932 年北平的历史时空里，却遭遇到汹涌的反对声浪，甚至来自一些“有识之士”。北伐大将李左翔要求拍卖文物，购500架飞机用于抗日；胡适对何处是净土感到茫然，寄希望于通过国际干预来保障文物安全；鲁迅写下了“寂寞空城在，仓皇古董迁”的诗句；马衡的儿子马彦祥通过报纸与老爹叫板：“要抵抗吗？先从具有牺牲古物的决心做起！”；周肇祥则亮出了绝然的态度，甚至扬言“一旦故宫文物运出北平，就要在铁路上安放炸药，实施爆炸”。

　　那么，国宝是迁还是留？

　　留下，可稳军心；迁出，易散难聚。但文物绝不能作为战争的赌注。“国家灭亡总有复兴之日；文物被毁永远不可复得”，“只要文物在，中华文化的根就不会断，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不会亡，中国人就不会做亡国奴”，文物南迁最终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见。

　　在祝勇导演的同名纪录片中，一段言简意赅的话语概述了这段守护国宝的浩荡旅程：“1933年 2月，故宫人带着文物精华13000 多箱紧急撤离，穿越大半个中国，辗转迁徙。没有人知道，这条路有多远；没有人知道，这一去是多少年。他们以血肉之躯，筑起新的长城；他们以书生意志，延续文化命脉……1950年 —1958年，8000 余箱文物重返北京。日本侵华战争使中国文物损失惨重，唯故宫文物损失甚微。”

　　是啊，文物迁移又谈何容易？

　　正如祝勇在后记中写道，“在那个战乱的年代，前辈们的使命是在迁移中保护这些价值非凡而又无比脆弱的文物，他们不仅要面对天上的敌机、地上的枪炮，还要面对急流险滩、火灾水患，以及疾病和饥饿的侵袭，更不用说还有各种明枪暗箭引而待发。总之，几乎人世间的所有艰难，包括战乱、饥馑、疫病、大自然的灾患、官僚系统的肮脏腐烂等等，都一股脑儿地抛到他们的世界里，沉甸甸地压在他们身上，要他们肩扛起来，也反过来映衬了他们的伟岸。他们不仅要有气吞山河的勇气，更要拥有具体而微的操作能力，以确保南迁进程的滴水不漏、稳健无虞……正是这些艰辛，锤炼了故宫人不屈不挠的精神品质，铸就了故宫人一丝不苟的专业精神。”

　　当人们为故宫文物南迁所创造的奇迹唏嘘不已时，故宫人往往是最平静的，只淡淡一句：“文物有灵。”然而，他们的血泪与牺牲却是那样的真实：第一任院长易培基先生，在南迁途中含冤而死；故宫员工朱学侃先生，为转移文物而献出生命；而那志良、庄尚严等人，在把文物运出紫禁城的一刻，断然不会想到他们此行的终点，竟在遥远的台湾，从此如断鸿零雁，一去不回……这些青衫磊落的故宫人的背影是如此挺拔伟岸，他们在故宫的浩瀚烟云中永远值得被我们看见，被历史铭记。

　　纸上的故宫南迁，精神的自我完成

　　近些年来，祝勇的故宫写作，已成为文坛一道不可忽略的风景。

　　从《故宫的古物之美》中的器物文明到《故宫六百年》的全面抒写，从《在故宫寻找苏东坡》的另辟蹊径到《故宫艺术史》的宏大架构，祝勇用长达几百万字的主题书写构建起了一座“纸上的故宫”，试图以此完成一个文化学者以当代视角对古老文明进行的独特解码与重述。经过几十年的写作摸索，祝勇积累了非常丰富的非虚构写作技艺和经验，达到一个成熟的艺术境界。这套书反响非常好，全系列累计销售突破50万册，可以说是近年来一套现象级的文化读本。这一次，祝勇的故宫书写，进入到一个深水区：这座宫殿历史上最为惊心动魄，也最为可歌可泣的一段历程——抗战时期发生的国宝南迁。

　　“面对那段业已模糊甚至已被遗忘的岁月，我们不能不感叹时间流逝之迅猛，感叹历史记忆之脆弱。”在写作进行的两年中，除了在故宫博物院爬梳史料、考稽典章，祝勇还先后去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辽宁省博物馆、重庆市档案馆、上海市图书馆等地查找档案资料；采访参与南迁的故宫人员的后辈，如马衡院长之孙马思猛先生、梁廷炜先生之孙梁金生先生、庄尚严先生之子庄灵先生等；随同故宫博物院领导多次前往重庆市南岸区、巴南区和四川省乐山市、成都市等地进行调研，又率纪录片剧组前往南京、上海、西安、宝鸡、贵阳、安顺等文物南迁途经的城市乡村进行田野调查，试图在文字中和影像中重构那段不平凡的岁月。

　　尽管此前祝勇对故宫文物南迁史有一定的了解，也参加过一些学术研讨会，但随着这次专程采访、田野调查和档案搜集整理工作的深入，那场肇始于九十年前的文物迁徙行动，在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上，在祝勇心里逐渐铺陈开来，一天比一天眉目清晰。

　　两年中，除了调查和拍摄，祝勇其余时间几乎都投入到本书（与另一本书《故宫艺术史》）的写作中。《故宫文物南迁》首发于《当代》杂志2021年第4期，荣获第23届《当代》文学拉力赛年度纪实作品总冠军。发表之后，祝勇又对作品进行了精雕细琢，增补了十余万字，并请相关专家进行了细致的审校，最终形成了今天这本厚重的单行本。

　　在他的笔下，既有“四库全书”、“快雪时晴帖”、“陈仓石鼓”等故宫珍宝的前世今生，也有波澜壮阔的“故宫盗宝案”、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中国文物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武庙大火等大事件的跌宕起伏，这就使得《故宫文物南迁》不仅仅拥有非虚构文学的扎实厚重，同样也有小说散文的趣味盎然。翻开书可以看到，祝勇的书写明显采用了小说或影视经常会使用的表达方法，如讲故事、场景转换等。

　　“仿佛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一场艰难而孤寂的长旅”。随着写作的深入，也随抗日战争的浩大图景在他眼前一层一层地展现，祝勇愈发能够体会到故宫前辈们书生报国的孤绝意志，体会到他们以文弱之躯扛起传承民族文化的巨大责任，不惧“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顽强力量和圣徒般的牺牲精神。“如是，这次写作的长旅，也就成了一次感动之旅、一次精神上的自我完成之旅。故宫文物南迁，也不再只是尘封在文字档案里的一段历史，而成了我们前行的动力之源。”

　　保全文物，就是保全民族的文化之根

　　故宫文物南迁北返前后历经十数年，得到了上至文化名人、下至当地平民百姓的倾力支持，竟无一丢失，几无损毁。“正是全体国民对自身文明的体认才完成了这项世界文物史上的壮举。”故宫博物院原院长郑欣淼多次讲述这个话题，每次无不感慨，“对于以典守中华国宝、守护中华文化根脉为职志的故宫博物院来说，南迁就是其中永远值得追忆、回味的一页。”

　　中华文物渊薮，甲于世界。在国际上抢救战火威胁下国宝的史实中，中国的“古物南迁”是其中时间最早、规模最大、历时最久、影响深远的行动，这不是简单的抢救珍宝，而是一次真正的民族文化抢救行动。

　　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珍视自己历史的传统，中华文化也因此得以穿过无垠的时空而延展与传承。故宫文物南迁可以视为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一场文物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它间接形成抗战精神，增强了民族认同感，期间还参加了首次赴外展览，既坚定和弘扬了中华文化，也保护了人类文明遗产。正如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所说，“故宫文物南迁，创造了人类保护文化遗产的伟大奇迹，承载着深刻而意味隽永的国家命运和民族记忆。”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与关怀下，部分南迁文物陆续回归故宫，另有大批珍贵文物通过捐赠、收购、调拨等方式入藏，使故宫博物院藏品的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升。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家级重大文物工程的推进与人才队伍的壮大，故宫文物典藏与保护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紫禁城已然度过六百岁的生日，沧海桑田的六百多年间，皇家园林岿然不动，珍藏着中华民族历史文明的结晶。曾流浪于中国大地的“文物游子”们早已回到故宫的怀抱，如今向世人熠熠展示着中华民族耀眼的历史文明，风雨不变。